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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摘 要】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的时候，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势必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声声慢》的四个英译本中，各具代表性的译者因其文化身份的不同，对翻译策略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译者；文化身份；翻译策略；声声慢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的转换过程，所以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会对其翻译策略的选择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则会使译文在译入语中的形象不同，因此同一个语言项目在不同的译者的笔下会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鼓励存在的。 　　二、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策略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开始转向文化层面的研究。因此，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文化层面的研究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在近三十年，当翻译研究开始注重对译者的研究之后，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一个动态的因素，译者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媒介，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而构成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因素包含有译者的生活经历，译者受教育的情况，以及译者的研究领域。张裕禾曾经指出，文化身份有五个部分构成，即：价值体系，语言体系，家庭构成，生活模式和精神世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拥有的这些文化身份都会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 　　要弄清楚什么是翻译策略，首先得清楚策略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对策略的定义是：适合具体情况的做事原则和方式方法，是可以先买目标的方案集合。故翻译策略可以描述为在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的集合。翻译策略作为一种宏观的原则和方案，其分类必须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紧密联系起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翻译活动两级的参与者为“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因此，按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这两者的取向的不同，翻译策略可分为归化和异化这两类。 　　Nida是首位将归化这一概念英语于翻译理论中的学者。他认为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表现力，据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了翻译的“功能对等”。葛校琴曾在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域一文中根据《译学词典》对归化做出了如此的描述：归化是在翻译中采取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程度的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 　　当谈到异化的时候，德国著名翻译家施莱尔马赫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曾经说过：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原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谭载喜：2002）。可以说这是对异化的雏形。到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学者Venuti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高度对异化做了新的诠释。《译学词典》上对异化做出了如此定义：异化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抑郁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 　　三、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声声慢》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一）《声声慢》 　　《声声慢》是宋代著名女词作家李清照晚年的名作，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此词创作之时正是李清照一生最孤苦寂寞的时候，与之志趣相投的丈夫客死他乡，国破家亡，流落异乡。在此背景下创作了《声声慢》这首词，以哀婉凄苦的笔调书法了自己孤寂落寞，悲凉凄苦的心绪。开篇的十四个叠字的应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叠字应用上的一代绝唱。十四个字无一个愁字在里面，却写得字字含愁，达到了如歌如泣的效果。末尾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既是对全词的总结，又让人回味无穷，可以说是言尽意未尽，唯有让读者来体会了。 　　（二）《声声慢》四个英译本的译者的文化身份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对《声声慢》进行了翻译，在此笔者选了其中的四位最具代表性的来进行对比研究，即林语堂，Kenneth Rexroth，杨宪益和许渊冲的译本。这四位具有非常典型的文化身份，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林语堂，中国文学家，发明家，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留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36年后移居美国。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从林语堂的生活经历来看，他属于离散译者，从1936年开始直至逝世均生活在海外，而且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于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他所受的教育使得他拥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础和文化底蕴。 　　Kenneth Rexroth，中文名王红公，著名的美国诗人，汉学家。Rexroth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所受教育均来自于父母，年轻时无所事事，有事打打零工，后来成为政治激进分子，并结交许多左派人士，参与前卫运动。他以翻译中日古典诗及现代诗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