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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陶渊明与谢灵运山水田园诗之差异 　　摘要：陶渊明与谢灵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仅是著名的隐士，而且他们都是诗歌的经典作家，开拓了一个诗歌的全新领域，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渊明开创了田园隐逸诗风，谢灵运则开创了山水诗风，成为两派的先驱人物。 　　关键词：陶渊明；谢灵运；山水田园；差异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15-0127 　　魏晋以来由于门阀地主阶级的统治，形成了士族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士族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极力从文化等各方面加以控制，以此来掩盖精神的萎靡和空虚。此时的诗歌成了解释老庄消极思想和佛理玄言的工具，成了有韵的说理文。因此迫切需要有人来打破这一僵局，使文学发展步入正轨，陶渊明和谢灵运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两个著名诗人。 　　一、不同的经历与不同的思想 　　陶渊明出身士族大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功高位显，家庭兴旺；他的祖父陶茂才曾任武昌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到他时便家道中落，贫困潦倒。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有济苍生的远大报复和理想，担任过几任小官，但因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他的清高耿介、淳朴善良。所以，他辞官归返大自然，由此可以看出，他的隐居是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 　　从思想上来看，陶渊明熟悉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同。他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有个人的生活实践，这使他具有独特的视点。 　　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地主家庭，有政治雄心，且博学出众，成为谢氏家族中的一时之秀。本来在政治上很有抱负的他，因生活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晋宋时期。出生于士族家庭的谢灵运也免不了这一遭，由公爵降为侯爵，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这自然使他心怀愤恨，整天游山玩水放纵性情，以此来消遣内心的苦闷。 　　谢灵运的思想也深受当时名僧慧远的影响，他很好佛，有过师事慧远的愿望。他在《辨宗论》里就主张“去物累而顿悟”，只有徜徉于山水之间，才能体道适性，舍却世俗之物累。于是为了回避政治迫害，也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官场，情归山水，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 　　二、不同的归隐心态 　　陶渊明自幼出生在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和体会，正如他所写“少年罕人世，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他年轻时屡隐屡仕，不断在出仕和隐居中进行痛苦的抉择。直到将近五十岁当了八个月的彭泽县令后 ，终于看破了政治的黑暗，彻底从痛苦的抉择中解脱了出来，毅然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自己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彻头彻尾的隐居生活。陶渊明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的重复表现归返家园的快乐，有鱼归大海，鸟入山林的味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终于摆脱了“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一）的精神枷锁。在他的作品里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农村纯朴的乡土气息，平淡、自然、纯朴，没有半点矫揉造作。 　　然而，谢灵运的隐居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出生在士族大家庭中，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但当时已是刘宋的天下，不可能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只能借游山玩水来排遣内心深处的苦闷。谢灵运热衷官场，希望以出仕来建功立业。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 　　三、诗歌内容各异 　　陶渊明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甚至连酒都靠朋友救济。故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他把自己彻头彻尾的融入到大自然中。谢灵运则出身在士族家庭中，他始终对出仕报有一定的幻想，然而希望却一次次的化为泡影，所以，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以一种欣赏的心态去描写山水诗，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怡然自得的游走于山水田园中。所以，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第一首写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反映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归返大自然的愉悦心情。而“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说明了陶渊明对官场生活的厌恶。相反，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他对出仕的依恋却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使诗作的言外之意减少。他的出身要比陶渊明优越得多，再加上他无穷的才气和智慧，对仕途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的优柔寡断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尽的矛盾与困惑，时隐时仕的矛盾心情困扰着他。从谢灵运的一生来看，他尽管有过高官荣耀，但痛苦和失意始终伴随着他。他出生在官僚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而，仕途的厄运迫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