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所作为.docVIP

谢飞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所作为 　　根红苗壮的“红二代”导演 　　“我是根红苗壮的‘红二代’”，面对围坐在小教室里的青年导演们，今年71岁的第四代导演谢飞笑着说道。 　　这话不假，谢飞的父亲，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他的母亲，是老红军王定国。1942年出生在延安的谢飞在2岁时就留在了历史的照片上，那是1944年延安的大生产，在那张历史照片上，妇女都在纺线，照片的右侧边缘有一个小孩，那就是谢飞。谢飞童年能记得的事情，就是路上行军，坐着吉普车躲飞机。“我比习近平大一轮，他哥哥是我同学。1949年解放我入小学，小学时候戴红领巾，加入少先队，很红色的家庭。”谢飞给大家展示他小时候的照片，一个英气十足的新中国少年。 　　1960年，谢飞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我那时候导演系学五年，根据前苏联的经验，导演系学的东西太多，因为我们第一届导演系连形体都要上，还要穿芭蕾服压腿，每年还要下工厂、下农村”，谢飞回忆道。那个年代讲究的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临近毕业前一年，谢飞的初中同学毛远新从部队回来，告诉大家农村正在搞运动，你们大学生也应该下去体验体验，那是“四清”运动，谢飞和电影学院的师生来到山西的阳高县，分在各个大队里前后有11个月。到了文革开始，出身好的谢飞又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全国几大电影厂他走了3个。文革结束后，谢飞遇到老导演郭维，郭维拿谢飞开玩笑说他是个“造反派”。“你当年受到的教育和受到的训练是一种简单片面极左极右的东西”，对那段荒唐的岁月，谢飞回忆道。 　　在革命的年代，谢飞参与的自然也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电影，23岁毕业的谢飞先是跟着谢铁骊做场记。1975年，导演系毕业的谢飞终于开始做导演，不过是副导演，在革命电影《海霞》中，谢飞这个副导演的主要工作是“摆群众演员”，“每个镜头只要导演一摆好，我就赶快瞄一眼，后面那个房子、那个东西在那儿，然后就摆那些群众演员，告诉海霞背后的群众人员怎么走动、怎么站立”，谢飞回忆道。 　　虽然拍的是革命电影，但影响谢飞最大的是前苏联的“修正主义”电影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影片。谢飞依然记得第一次看《雁南飞》，当长镜头跟着女主角从公共汽车下车时，“大家都惊讶得不得了，反复问怎么拍的”，而《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谢飞和谢晋看了好几遍，《罗马十一时》谢晋看了30遍，拿着本子做笔记。不过阶级斗争为纲依然是当年这一代导演早期作品的主题，这个“纲”，谢飞说他到33岁才开始转变，“所以我的头几部戏都没法看”，这个“红二代”导演这样评论自己的前两部导演作品。 　　遗憾大于成就 　　1978年以后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必须要甩脱一些东西，得到一些东西”，谢飞说道。他的第三部导演作品，开始“说一些自己的亲身体会”。这部名叫《我们的田野》的电影讲的是文革期间北京知青在北大荒的遭遇，起初，谢飞只是作为指导老师参与进了学生们的作业，结果却干脆把这个剧本拿来自己当了导演。 　　谢飞的下一部影片真正开始了突破，《湘女萧萧》改编自沈从文的小说《萧萧》，凭借这部电影，谢飞参加了戛纳电影节，游遍了美国和欧洲。游历欧美的经历，让谢飞真正对之前的艺术观念有了质的反思，“我知道了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不是全错，但是至少不全面，在艺术上，特别是艺术作品不应该简单地图解现实和政治，它是要通过对活生生人的命运的刻画来表达，所以你要不触及人性的真善美、假丑恶的复杂生存状态，你的艺术就达不到一定的层次。而我过去的片子，讲文革的遭遇，讲妇女在封建社会的遭遇，人物都比较简单、比较片面化，我虽然没有像文革那样讲阶级性、讲斗争，但却还没有进入人。” 　　这种反思，都放到了谢飞接下来的两部导演作品《本命年》和《香魂女》中，谢飞被原著小说打动的，就是其中真实、复杂的人物，“这个人物既是强者又是弱者，他在不断变化着”，谢飞说道。《本命年》获得了1990年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而到1993年谢飞带着《香魂女》前往柏林时，当年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正是张艺谋，张艺谋主动跟评委提出，做一个最佳双黄蛋，这成就了《香魂女》和《喜宴》两部华语影片同获金熊奖的佳话。 　　之后的导演岁月，对谢飞来说，遗憾大于成就。他一直认为，第四代导演欠历史一笔账，那就是把这代人曾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拍出来。谢飞曾经想拍马思聪的故事，“搞了半天，最后我发现没法拍，没人同意我拍”，谢飞说，他只好去拍一些少数民族的题材，《黑骏马》和《益西卓玛》成为谢飞最后两部导演作品。即便如此，《益西卓玛》也在审查压力下几经修改，最后的成片和谢飞当初的想法相距甚远，甚至让谢飞冒出了5年不拍的念头，而这一停，就干脆停到了今天。 　　总结自己的导演生涯，谢飞感叹道：“命运安排你生在这个时代，你无法挣脱。但是你有主动性去改变一些状态，利用这个时代好的一面，而减少它坏的一面的影响，每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