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文人叙事中的西方风物与国家隐喻.docVIP

1910年代文人叙事中的西方风物与国家隐喻 　　摘要：1910年代的中国文人在描绘、言说西方风物的过程中，以西方现代性为背景，表达了具有理想成分的国家隐喻，并与固有的集体意识中的核心层次产生共振。他们在面对西方山水时，顺势将“理想中国”的建构情绪由激进转向平和，力图更好地接近民众：在游历西方城市的同时，有意识地凸显建筑本体中蕴含的国家启蒙元素，并将其置于远景设计的延长线上：不约而同地关注西方文化与宗教，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出发实现了宗教功用的表面统一，借此强化了它们在近代新型国家主题书写中的参与性。 　　关键词：1910年代；西方风物；国家隐喻：言说策略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75-05 　　相较于多而广的西方文学中的“东方形象”、“中国形象”研究，中国叙事文本中的“西方”研究却鲜有涉及。仅有周宁《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2004）、张俊哲《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2004）、孟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2006）、王立群《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2007）等。这些论文及专著在时间断限上或贯穿某几个朝代或仅局限于清代，研究对象则主要集中在西方或西方人的整体观照，以及单一西方国家形象的把握上。 　　至于学术界对西方风物在1910年代这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中所承载的特殊内涵的研究则更为寂寥。从这个意义上讲，1910年代的西方风物研究仍具有较大的探索性和拓展性。本文提及的“西方风物”不仅指西方风俗和物产，而且包括生活习惯、文化风貌、集体意识等。笔者将从1910年代中国文人的诗词、散文、游记、日记等叙事文本中重点挖掘西方风物的国家隐喻义，以及其中所寄寓的“未来中国”的构想。 　　一 　　1910年代的中国文人在初涉西方山水时，便赋予它们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但因其言说视角由古典式自赏演变为现代式审美，从而完成了对西方山水形象的引进与转换。西方山水形象已然成为国家启蒙诉求的一种寓言式表达。 　　自科举制废除之后统治者逐渐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制动权，传统文化因此由享有独尊地位的文化资本沦为一般性的文化资源。旧式知识分子在心理和现实两个层面上受到极大的冲击，读书、考功名已经无法成为他们的进身之阶，异域风光此时开始较频繁地进入他们的视野。 　　同为南社重要成员的高旭、苏曼殊都曾在日本留学或居住，他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国人介绍日本。甲午海战之后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逆转，日本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类西方”的角色。为了提供一个“理想未来”的参照，文人们描绘了一个有着清新明朗、胜似仙境的自然风光的“日本”。高旭的《长崎泊舟》、《登浅草凌云阁》、《上野公园看樱花》、《避暑小石川植物园中》等，以及苏曼殊的《淀江道中口占》、《过蒲田》、《迟友》等均属这类作品。《长崎泊舟》中的日本“青山两岸成都市，半日闲从画里行”，在作者看来城市与两岸的青山融为一体，好像水墨画一样。修竹、流水、微风、蓝天等在中国传统诗词中随处可见，但在《避暑小石川植物园中》却被写得令人向往，竟然让作者发出“浑疑身不在人间”的感叹。苏曼殊在其诗中展现了孤村、微烟、柳荫、红叶、深林、柴扉等，给人一种恬淡闲适、远离尘嚣的审美感受。高旭和苏曼殊借用中国传统诗词的意象，使其在迥异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地域中生发出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和谐、宁静的社会氛围的认同与渴求，以及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构想。但高旭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的“另一面”，在《游东三省动物园》中写道：“俄鹫英狮日蟒蛇，一齐攫啖到中华。思量此际无言说，满目凄凉恨岂赊。”作者在这里用“蟒蛇”隐喻日本的侵略本性，其令人神往的美好一面此刻已不复存在。 　　特别要提到的是，此期更多的中国文人则登陆欧美，希冀在西方气息的氤氲中酝酿国家的发展思路。马君武在《劳登谷独居》、《波恩》、《宿EMS见鲁意沙》、《乘电舟至格明》、《重到蒲芦塞七日而行》等诗中尽显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的自然风光，有意突出了自由的黄莺、蝴蝶、野鹿，浪漫的玫瑰花、葡萄酒，还有连绵起伏的群山和迷漫朦胧的水雾，描绘出从容、怡人的田园景象。张竞生在《浮生漫谈》等著作中回忆了他1912年12月――1919年留学法国期间在郊外享受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愉悦，认为“我们是大学生，当然富有法国学生浪漫的传统精神。我们的浪漫，不是流氓式，而是艺术家的作风”。屠坤华在《1915万国博览会游记》中详细记载了博览会的所在地桑港，言词中显露出对西人改造自然之伟力的惊叹：“不过二三十年，由山陬海?讨?僻壤，一跃而为繁华富丽之都会，势力磅礴，浸淫及于天下，令人有福地仙都之想。”1919年7月陈衡哲与朋友们一道去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鹿湖上露营，在《加拿大露营记》中勾勒出鹿湖物我两忘、自由飘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