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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玑后的汪谱史话 乾隆四十年，中华汪氏宗族史上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一《汪氏通宗世谱》(以下简称《世谱》)编纂告竣。该谱共收集越国公汪华、开国公汪铁佛后裔700余派，涉及7省1市31个地区67县830余村庄，涵盖范围之广，参修宗支之繁，录入人口之多，都是空前浩大、无与伦比的。 周威烈王一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五世祖嵩公仕鲁至中大夫，因功受诏，上呈谱表，始有汪氏最早家乘；至汉末三十一世祖文和公南渡后始详；晋淮安侯旭公为配合朝廷选举，“谨治旧谱”(《汪氏通宗世谱·晋淮安侯汪旭上谱表》)——《汪氏大宗血脉谱》为官府提供“簿状谱牒”；唐贞观间，华公“上奉明诏”(《汪氏通宗世谱·唐白渠府统军汪华上谱表》)重编汪氏宗谱；唐开元五年芬公续修汪氏宗谱。由于当时人口较少，历届所修俱为总谱。嗣后，汪氏人口激增，族丁星散，合修难为功，一些汪氏族彦如宋应辰公、立信公，元松寿公等另辟蹊径，以本支为中心，近则详之，远则疏之，创造性地修成汪氏支谱。 然而，有识之士往往不安于汪氏家族各立门户、肢解破碎之状，尝试编修统宗世谱。如大明一朝，汪氏族人曾数度实践，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是“明初春坊、蓉峰、仲鲁公集诸谱以纂其成”；二是“隆庆时婺畈族别驾湘公偕吾休西门嘉宾公续著统谱”(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重修校正通宗谱序》)，而隆庆谱则是清代汪玑、汪嘉祺等编纂《世谱》的母本。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玑公“承先严命，奉宪暨诸彦公举，校修通谱”(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遵饬改正通谱后序》)，至乾隆四十年乙未，“七经寒暑始竣迄”。尽管因各种原因于乾隆五十二年重新刊布，但这次修谱，意义非凡：一是实现了时空的穿越，“不啻聚数百十世之祖孙父子于一堂，合数千百里之支派宗族欲一室。”二是重温了一体之亲，“呼吸相通，笑语若接，使吾汪之代远而迹疏者得是谱而按之，自不至相视如途人”。 清代是奠定近、现代谱牒的重要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充分发挥宗族管理社会秩序的功能，仿明朝颁布“圣谕六言”，提倡以孝治天下；康熙九年重新颁布“上谕十六条”，大力提倡民间修谱。至此，全国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没有家族不修谱。汪玑在清初全国遍修支谱的情势下独具慧眼，编成《世谱》，大功于天下汪氏宗亲。 汪姓人口唐宋时在徽州得到长足发展，形成“十姓九汪”的局面，并播迁于浙西、赣东，明初随着瓦屑坝移民潮大量迁入江淮地区，在安庆府形成汪姓人口的次中心。另有大量人口迁入湖北，使得该省超过浙、赣成为仅次于安徽的汪姓人口大省。《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将湖广填四川移民推向高潮，湖北、江西大量汪姓人至嘉庆末持续100多年陆续迁入四川。同时安庆府汪姓人也大量迁往陕西、河南。由于乾隆时期百姓陷于迁徙未能完全定居，加上当时交通、通讯条件限制，所以汪玑《世谱》所收宗支和范围都远远不能反映汪姓人口分布的真实状况。玑公对此也是直言不讳：“尚有遥远未及趋赴，及已经邀集不到者”(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遵饬改正通谱后序》)。如安庆地区怀宁、潜山、太湖等县清初时各有汪氏二十余支，桐城(含今枞阳、安庆市宜秀区)有三十余支，《世谱》仅收录七支；湖北、河北、陕西、上海是汪姓除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外的主要集聚地，各省市仅收录一、两支。 一晃将近两个半世纪，越、开二公后裔呈爆炸式发展，目前约500万，其迁徒地域不仅遍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而且向海外发展者不知凡几。其间悲欢离合、兴亡更替自不必说，仅汪姓人崇善孝道、敬祖收族、编修家谱的传统未偿少殆。然而，玑公后汪氏是如何发展和修谱的呢？还有大量未录入《世谱》的宗支又是如何演绎宗族史的呢？梳理乾隆四十年来238年间的修谱情况，则有以下四类：无谱者思创修宗谱，有谱者思续修宗谱，支众者思修汇谱，虑远者思修总谱。可以说，编修统宗世谱，一直是汪姓人的梦想和追求。 兵乱族散与另起炉灶 玑公《世谱》刊行于世，只是汪姓社会发展的一个段落，自此终有清一代，汪姓人始终在追求着自己的梦想。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加剧了我国社会的矛盾，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股移民浪潮在清末愈演愈烈，并持续到民国。这些移民运动是全国所有姓氏人口的大洗牌，也是汪姓陆续分布于全国各省市的重要时期，其中下南洋移民潮中还有不少汪姓人走出国门，融入东南亚。清末各地小规模移民也是层出不穷，如安庆府民此间陆续迁往周边如铜陵、芜湖、滁州、合肥、六安、池州、徽州地区，其中迁往池州地区的最多。浙江是汪氏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汪姓“浙江师爷”分别赴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充任幕僚也促进了汪姓外迁，如广东著名的汪兆铭家族就是从浙江山阴迁去的。这些迁出的汪姓人和原居地汪姓人一样，都在从事着自己认为应该坚守的东西——编修家谱。这期间的家谱非常多，主要藏于民间，上海家谱中心编纂的汪氏宗谱目录只有25部，如：乾隆四十八年《汪氏义门校正世谱》，道光九年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