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黯淡的皮影人生.docVIP

灯火黯淡的皮影人生 / 余华小说《活着》　　　　一个作家，让笔下的角色逐个死去，然后给小说起名《活着》，就像人们不肯接受亲人的离世，就说他们去了天堂。　　　　那应该是九三年夏天，我刚从一个漫长而过瘾的午觉中醒来，听见下铺兄弟在小声哭泣，那是个五大三粗能喝一斤白酒的河南纯爷们。我起身看了他一眼，说哥们咋了？他啥也没说，递给我一本已经潮湿的《收获》，翻到一篇叫《活着》的小说，自己去拿毛巾去了。第二年，当时还在干正经导演的张艺谋，麻溜儿地把小说拍成了电影，去嘎纳拿了奖却不能在国内公映。彼时盗版碟的伟大时代尚未来临，互联网也不知还在哪里孕育，这让我从读到小说到看见电影之间，竟然一等就是十几年。　　　　总的来说，那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大学生还看《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文艺类则主要是《收获》、《小说月报》，小说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荒诞和穿越，主要靠老老实实讲故事。《活着》便是讲了一个很凄凉的故事，一个叫福贵的阔少爷，因嗜赌败光了家产，靠唱皮影为生，后来被国军抓壮丁上了战场，见到死人无数，解放后回到了老家。福贵一生经历了土改、大跃进和文革，虽然都因平民身份平安无事，而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却因各种疾病和意外离开了他，这世上与他为伴的，仅剩一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虽然老谋子在电影中还保留了老婆、女婿和孙子，甚至结尾还留下了奔共产主义的念想，但还是杯具地被禁止公映了。　　　　按余华自己的说法，写作《活着》的灵感，来自美国人福斯特写于1860年一首《老黑奴Old Black Joe》，歌曲的真实原型人物一生也经历了战乱与变迁，亲人陆续离世，留下自己在余生中想象如何在天堂与亲人的重逢，歌里写到：　　　　为何哭泣，如今不应再忧伤，为何叹息，朋友不能重相聚？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幸福伴侣，如今东奔西散，怀中爱儿，早已离我远去，他们已到我渴望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余华认为自己写了一部高尚的作品，只不过他对高尚的定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和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我想他意思是“活着”本身就是意义、目的之所在，继而就否定了在“活着”之外，任何意义存在的可能性。的确，从福贵到后来的许三观，余华在小说中呈现的生活，确实总是一种剥离了理想、意义、价值、尊严的血淋淋的存在。他成功地把一种本应只是最低层次的生存状态，在进行抽丝剥茧地乾坤大挪移后，拔高为最高层次的意义所在。　　　　眼尖的评论家们很快就发现了小说中“存在哲学”的特征，而我能想到最久远的文学悲剧，则是《旧约》中的《约伯记》，里面记述了约伯受到魔鬼的试探，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死于非命，自己从头顶到脚掌都生满毒疮，需在炉灰中用瓦片刮体止痒，却仍不背弃所信仰的真神，祷告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仍称赞神的大能说“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作什么？”。再近些，韩剧《大长今》里，那个能让我们在苦难中看到恩典，过犯中看到宽恕，艰辛中看到忍耐的长今，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基督化的人格形象，我们喜欢长今，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都渴望自己能和长今一样，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按人们信仰中“神的有无”为分野，悲剧大致可分两类。无神论的悲剧，就是剧中人物得到天空的，就要失去大地，面对一切的，却又无力回天，这种悲剧在古希腊以降就占据着文学的主要篇幅，又在海德格尔、萨特之后找到了存在主义的注脚，在中国则换成了“如梦幻泡影”的禅语，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民间智慧。而以有神论信仰为背景的悲剧，则常常是在宇宙人生的场景设计中，上帝掩面不语，人们困守城池，却仰望苍穹，同样无人知晓悲剧背后那不可揣摩的意旨，但面对生存和死亡的问题，都选择了像约伯一样的忍耐与盼望。在中国的民间信仰里，与复活的盼望和天国的应许相对应的，应该是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二者看起来也都有语义接近的一面，只是在很多时候，人们去寺庙、道观或土地神龛去焚香祈祷，却最终变成了一笔各取所需的买卖，信众和自己信仰的神灵之间，就这样通过许愿与还愿，达成了一种类似商业条款的邀约与对价。如果要从信仰层面去探讨余华的写作，就要斟酌其“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一语。这里的“同情”与佛家所讲的“慈悲”非常接近，在大多数时候意味着对人生悲苦的怜悯，而不是福音里所说的爱。二者区别在于，我们可以说爱包含着怜悯的意思，但怜悯本身并不是爱，就像我们有时会怜悯路边的乞丐，并扔下大约够买一个馒头的零钱，却不能说你爱这个乞丐。我们怜悯的对象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