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研究对知识基础的百年探索.doc

教育行政研究对其知识基础的百年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 唐 莹 编译 1875年，在美国第一本有关学校行政的著作问世。作者佩恩（Payne, W. h.）在书的序言里曾悲叹，教育行政这门技艺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尽管如此，他仍十分乐观，认为教育科学的发展将会促进人们对这门“高级”技艺的理解。因此，它呼唤进行行政研究的科学基础，对教育科学提出了希望，从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从此，人们踏上了探索教育行政研究的科学基础、促使教育行政科学形成和发展的艰难历程。从1875年到1985年，这个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我们将描述各个不同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包括它的起源、提倡者及关键的前提条件，将描述某一时期流行的科学观是怎样同所采用的研究策略联系在一起，从而影响教育行政研究的；将描述教育行政与其它研究领域的分界，以及所做过的重要的范例研究；最后，提出一些超越各个时代的结论。 一、实践者所设想的教育行政研究：1875-1900 佩恩和哈里斯（Harris, W.）这两位敏锐的实践型学者，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领先详细阐明了新的行政管理所需的新科学原理。由于佩恩和哈里斯都信奉思辨哲学，因而他们的科学观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思辨哲学的影响。在界定“思辨”一词时，哈里斯引用了柏拉图的思想，强调理性无需（感官）图像的帮助，仅通过观念本身就能得出结论。作为美国最早解释黑格尔思想的人，他还强调，通过对相反的或矛盾的观念的逻辑分析，理性必须形成高层次的概括，它指向整体，而不像那些被狭隘定义的科学那样，概括仅指向部门。 那么，佩恩和哈里斯提出了怎样的观点，以指导教育行政科学的发展？佩恩从区分理论与技艺开始来描述他的观点。他含蓄地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朴实的例子：面包师关于他本人的技艺的知识是实践性的；它能操纵过程，但无法解释过程。另一方面，化学家关于面包师技艺的知识是理论性的，它能解释过程，但无法操纵过程。佩恩认为，教育者就像面包师，他们又经验知识或技艺，但没有学科知识或理论。他高度批判了教育领域中经验主义的种种错误和奇想，设想了一门有关教育及其组织的科学，以理论来取代经验。在佩恩看来，教育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演绎性。学者的任务是从不同的学科中演化出各种规律，在从这些规律中演绎出教师能够运用于实践的一般性结论。佩恩认为，生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这些学科，分别是形成指导学生的身体、心智及道德发展的科学原则的源泉。同时，他亦敏锐地意识到，一些有关教育目的的关键性结论，不能从现成科学中演绎出来。因而，他提出创建一门特殊的科学，这门科学将收集和分析事实，通过归纳，得出有关教育理想的概括性结论。 哈里斯则致力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他相信，社会科学可用来研究公共初等教育，它包括四个主要方面：学程、方法、学科、组织或管理计划。而为了决定教育的任务，首先必须清楚地界说社会四大“主要机构”——家庭、国家、内部社会和教会——的教育功能。学校作为“特殊的机构”，是对这些“主要机构”的工作的补充。因此，教育科学有必要与社会科学的广泛问题联系在一起。此外，哈里斯给研究中的思辩理性赋予了一定的地位。他 尖锐地反对孔德（Comte. A.）的实证观，即通过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模式，社会科学能得到更快的发展。胡里斯并不反对将有限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物体的研究，包括对人体的研究，但他强调，人类作为追求理想的、并非完全现实的理性存在，与客观物体是截然不同的。哈里斯也反对斯宾塞（Spencer, H.）的实证观，即科学应只限于探究“可认识”的食物。由于哈里斯信奉“纯粹思维”、“自我意识”“心智”等不可见之物，因而他认为斯宾塞的观点简单的抛弃了理性的作用，从科学的视角来看，排除“不可知事物”会对科学使命有害无益。 虽然佩恩和哈里斯在个别方面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却基本上依赖于共同的基础：研究应包括观念研究和事实研究；主要运用演绎法；利用社会科学和哲学；价值观比材料更重要；利用现有科学中的概念；研究社会主要机构和学校两者的任务之间的关系；形成教育者和管理者能够运用于实践的结论。两人都意识到了学校管理的独特性，但并未将之与教学明确区分开来。佩恩和哈里斯自己所做的范例研究，正反映了他们的科学观，这在佩恩的《教育学说纲要》和哈里斯的《教育的心理学基础》中表现出来。佩恩和哈里斯初步阐明了：教育行政科学的大致范围；它的主要成分；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它的一般研究模式。他们赢得了同辈人的敬意。然而，直到1900年，教育行政的科学研究还没有站稳脚跟。与社会科学家相比，教育行政的学者在大学里无立足之处，这一切要到20世纪才有改观。 二、教育行政研究寻找立足点和新视野：1901-1925 这一时期，人类在科学观方面的进展开始为教育行政的学者们创造有利于学术立足的条件。孔德和斯宾塞的科学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