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英语标纠错有感(之二).doc

翻译的标准与境界——公共场所英语标示纠错有感（之二） 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 引言 本篇并非理论文章，而是游记和杂谈，当然，还是围绕英语标示问题说事。 一年前，我就计划今年五一前去上海探亲并游览长三角地区；一个月前，拙文“不止是英语问题—公共场所英语标示纠错有感”完稿后，自己觉得还有些“剩勇”和“余兴”，于是灵机一动：何不来个一石二鸟、公私兼顾，将探亲旅游与学习考察、语言实习揉在一起？自己学习英语、从事翻译及语言教学几十年了，运用“角色扮演”和“以活动为基础,以任务为中心”等教学法还算轻车熟路。就这样，我成了“二自”（自封、自费）的“巡视员”和带“金”（退休金）的“太学生”（我辈因文革等原因曾在北外度过了八年多时间，其中大部是“蹉跎岁月”，同学间常以“太学生”自娱自乐）。 一、 士气大振的热身行 计出行随。动身前，先在京挑外语水平较高的海淀区热热身吧。4月10日晨，入颐和园南门穿西堤出北门再钻进地铁4号线车厢内，真是大有斩获！一眼就瞅见了“老幼病残孕专座”的全新译文：SEAT FOR PASSENGER IN NEED，这不是与我年初在墨尔本城铁里见到的“SEAT FOR SPECIAL-NEEDS”如出一辙吗？后来在赴沪的列车上听一专业人士讲，4号线比较独特，有香港的地铁公司参与合作管理，难怪同一内容项目的英语标示，它都与北京其它的公交车上的大不一样。 原文的问题暂且不论。先思考为什么港方能拿出语言地道且更重要的是符合事实的英语标示，而京方拿出的是虽语言地道但只是形式上翻译得“准确忠实”而在实际上则华而不实的英语标示?这事太复杂，涉及到翻译的标准与境界等重大问题。简言之，译者能否在翻译中除在语言技术上非得把关，如在翻译中发现、修改原文的错别字，校正病句，理清语言乱麻等等之外，还能不能在翻译中做事实方面的澄清和把关，甚至对所涉及的原则问题也做出更正或澄清？本人实在没有水平探讨此等“深层次”问题，也无力回答这类“偏题”、“怪题”，还是留待有关部门和学术单位的教授、专家们去研究吧。不过我有亲身经历过的四个实例，现列举如下，权当提供点资料： 第一件事，30多年前，我在一西方国家驻华使馆工作，曾随同该国一州长及驻华大使率领的友好团去四川访问，当时四川的党政一把手在代表团抵达蓉城的当晚就在金牛坝宾馆会见该团，谈话伊始先寒暄，领导人问大使“夫人来了吗？”我为该大使已服务两年了，知道他丧偶多年且未再娶，于是领导人话音刚落，就压低嗓门插了一句：“夫人已过世。”领导人反应敏锐、亲切自然，马上转入谈话正题。这场活动很顺利、很成功，尤其是当代表团（包括随行的一些大跨国公司的代表）后来得知这位领导人是在当晚即将晋京就任我国第三任总理的背景下挤出时间来予以接见时简直是一片欢腾。我想，当时自己若是作了“忠实”的翻译那可就让双方都有点尴尬了，那我就不单是“缺心少肺”，而是“脏心烂肺”了。但话说回来，当时作翻译的若不是我这样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中秘”而是任何部委的高翻，那人家都只能是照翻，即便尴尬点也无可指责。 第二件事，有一次随公使衔参赞去一外事服务部门谈事情，接待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姐，官不大，正处，却像“马列主义老太太”。话都快谈完了，她还要加点“理想与情操”，称“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我打心眼里烦她，心想我念高三政治课就知道列宁在俄国率先搞成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共产主义哪能只在中国实现，那叫“世界大同”吗？再说这是你学马列的语境吗？我虽英语脱口而出，但偏偏把状语给她“屏蔽”了。不料她略懂英语，马上“命令”我补充“在中国！”我考虑使馆方是有事求我方办，又不忍心毁掉双方的良好气氛，而且确信该大姐也是一片好心，既要宣传马列，又不能让人家误解我们是要输出革命，于是只好唯心地加上“IN CHINA”才算交差。 第三件事，前年我在局属翻译公司审校一份稿件，我和一翻都发现原稿中的阿拉伯数字还有的外币的换算搞错了。怎么办?当然不能不负责任地以错就错，但又不能背着主人擅自改动，于是给有关使馆一个电话再加个电邮就通气了，结果是两全齐美、皆大欢喜。 第四件事，前些年给一电视台“扒带子”，翻译他们在挪威采访一海边岩画（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的录像带，中间有一、两句，怎么也听不出意思来，原来采访中间突起大风，惊涛拍岸，背景声太大。我只好找栏目编导，提出第一方案，上策，是“实话实说”，用括弧、标字幕说明，观众一看就能谅解；第二方案，下策，是“编词圆场”，根据上下文，攒两句合乎逻辑的废话，台词与挪威的现场解说口型大致对上就行。编导欣赏第二方案，我也照办了，但心里一直打鼓，因为内行一看就会纳闷：你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我这算是“糊弄观众”呢还是在说“善意的谎言”？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二、 刚上马，就遇到“下马威” 4月15日晚，登上了T109列车赴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