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权益与安抚国家.doc

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 ——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 郑广怀 【内容提要】基于对当代中国国家与劳工关系的考察，本文构建出一个“安抚型国家”的探索性概念。它大致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模糊利益冲突”，即国家维持现状，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非推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二是“言行分离”，即国家更多采用政策实践来解决问题，而非按照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本身（政策文本）来解决问题，政策文本在实践中更多不是作为标准而存在，而是作为“参照”而存在；三是“点面结合”，即国家在整体上对劳工进行“精神安抚”（意识形态宣传），在个别问题上进行“物质安抚”（如对坚持维权的农民工给予补偿）。 【关键词】劳工权益　安抚型国家　农民工　珠三角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ntative notion of “propitiatory state”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bor in China. The notion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implications. First， the state always tries to gloss over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and deal with problems in an improvident fashion rather than advancing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real solution. Second， the state always tries to implement contingent practices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promulgated laws and codified policies. In other words， the codified policies are taken as dispensable reference rather than mandatory standard. Last， the state always tries to provide morale propitiation for workers in general by virtue of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nd material propitiation for the more recalcitrant labor rights fighters in particular. Keywords：labor rights， propitiatory state， migrant workers，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08年以来，在劳工权益保护和劳资关系调整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事件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就具体规定而言，该法对劳动合同的规范更为严密，其保护劳工的强度与台湾地区现行法律相比毫不逊色①，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劳动者基本人权的保障②。从效果预期来看，该法被认为是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更有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③有研究者更是指出，长期而言，该法对企业、劳动者和社会都将是有利的，有助于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并最终促成人与经济的协调发展。④ 　　然而，与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良好愿望相反，该法实施近两年来，并未在劳工权益保护领域发挥应有的用。Wang， Appelbaum， Degiuli Lichtenstein指出，《劳动合同法》出台后遭遇了雇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运用各种手段抵制或规避该法的执行，导致该法在实行过程中收效甚微。例如，迫使劳动者辞职后再重新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以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施行。⑤冯同庆的调查则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初就处于“被规避、被冷落”的状态。⑥张永宏的研究也发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⑦ 　　那么，造成这种法律规定与实施效果巨大差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除了通常提到的法律规定本身的缺陷和法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它与现有的国家治理形态和国家角色有何关联呢？如果我们跳出既有政策执行研究的局限，又可以获得什么新的启示呢？ 　　2000年4月20日，李瑞环在接见“光彩事业迈向新世纪国际研讨会”国际代表时的讲话中，明确引用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的论述。⑧自此之后，类似的“安民”论述一再出现在领导人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