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法律育——北京大学法学院2005年新生讲座.doc

十字路口的法律教育（上）——北京大学法学院2005年新生讲座贺卫方6：55贺卫方教授入场（全场掌声）主持人对贺教授进行了简短的介绍。　 　　7：00贺卫方教授准点开始讲座。（由于技术原因，我们遗失了讲座开头的一些录音，开头一段是笔者的回忆的大意，语义缺失或不通顺之处皆为笔者之误，诚请贺教授和广大网友原谅。）　 　　我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讲座，特别明天是九月十号教师节。但今天是九月九号，二十九年前的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日子。我还记得那个场景，可能你们不记得。那时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真的昏死过去了。那时我们想，没有领袖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那时都认为毛主席不是（普通）人，是神。昨天还在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今天就去世了呢？ 　 　　（拿出一张1976年11月号的人民画报）大家看这是当年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的场景，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毛主席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家看这里有一片阴影，没有人，（阴影的）旁边都有人，谁被抹掉了？江青，毛主席的夫人，还有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四人帮他们。　 　　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本书非常好，很想买就是太贵了，50美元，没有买，现在很后悔，那本书叫做《消失了的人》，讲的是专制国家篡改历史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似乎是在做和50年代相反的事。我们现在搞院系合并，纷纷组建综合性大学，搞出一些很大的大学。比如过去我们说吉林大学坐落在长春，现在院系合并了，我们说长春坐落在吉林大学。　 　　52年，53年院系调整，把北大，清华，辅仁等等的法学院系调整除去组成了北京政法学院，那时的院系调整还把北京大学的医学部分独立出去成立了北京医科大学，当然现在北医回归北大的怀抱了。当年为什么要搞院系调整，把综合大学的各个科系都组建成专业学院呢，在专业学院历史很难培养出有思想的大学生的？是跟苏联学的，因为那时国家的需要是能够熟练掌握一门技术的能够完成上面指派任务的没有思想的工匠，而不是有思想的大学生……而思想家是要有批判精神的……那时唯一的思想家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不是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整个社会只要领袖在思想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思想……最高权威和最伟大的思想家相结合……。我们北大的老师，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梁漱溟作为一个有思想敢说话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梁漱溟的思想传导毛主席那里，龙颜大怒，你敢批评我毛泽东，不但不给你发言的机会，还要发动人民群众来批判你。在（某届）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说过现在说梁漱溟比我们共产党人还了解农民，那是不是可以说我毛泽东唱花旦超过梅兰芳，开飞机胜过王海？梁漱溟拍案而起说我请求主席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毛主席一听也怔住了，从没有人敢这么和主席说话。毛主席说我要问问人民，看他们给不给你这个机会。你们可以想象台下是什么那么反应。不给，就是不给！梁漱溟说我就是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毛主席说我就是没有这个雅量，人民说不给，就是不给……　 　　院系调整以后的法律教育可以称之为政法教育……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英文名称是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而实际上应该是University of Political Law。 因为那时的法律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政治的法律。这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社会对法律的要求的体现。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法律教育严重萎缩。1948年法律学大学生占全国大学生人数的12%，而在1953年只占到2.7%，以后这个比例更加地小。1968年全国几乎所有的法学院校全部解散，仅有北大和吉大的法学系保留了下来，但也停止了招生。以后几年北大法学系招收了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是不用考试的，是推荐的，比如说村干部看你这个小伙子不错，说，唉，你去上大学吧，就这样上大学了。那时候的大学生们在学校里成天搞批林批孔，还要经常下乡或外出学工学农，没有多少时间能用在学问上。可以说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法律教育萎缩是政治哲学的必然结果。　 　　（接下来的部分是原文整理）　 　　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偷偷得跟我说，你知道吗，毛主席范过错误。哎呦，五雷轰顶阿。毛主席会犯……我说这太反动了吧？这不能说这话的，不可以说的，我们是那个时代，但在现在我们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这个社会转型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法律教育，迅猛的蓬勃的如雨后春笋般的茁壮成长，法学成为一个显学，国家不断倡导和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文化大革命那一种悲剧让我们痛切感受到党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一个伟大的领袖，而不是依赖一种制度，依赖一种法制，他给这个社会将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所以我们就需要建章立制，我们就需要不依赖于人。　 　　邓小平说得多么好，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做不了坏事，而坏的制度能够让好人连好事也做不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