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商跨界学习能与文化邻近性.doc

廠商跨界學習能力與文化鄰近性？ 以台商在中國方便麵產品創新為例 Cross-border learning capability of firm and cultural proxim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roduct innovation of instant noodles by Taiwanese firms in China 指導教授：徐進鈺 研究生：魏欣儀 摘 要 本研究從台灣食品業 （方便麵）廠商在中國的活動現象，思考在國家與跨國廠商的關係，並分析產品創新過程中的知識流動過程，挖掘廠商特質的構成背景與跨界知識吸收的關聯，以廠商展現自主操作的可能，主張以動態取徑觀察廠商能力的變化與提昇過程。本研究的核心發問是食物的知識特質如何影響了台灣方便麵廠商在中國的口味開發（創新）活動？如何理解廠商的學習與母國和地主國的關係？企圖在廠商跨界學習的活動中，找到國家尺度形塑知識特質的力量。本文提出觀察廠商學習能力的方式，必然在廠商與母國、廠商與地主國、地主國與母國三者之間考察知識的特質和變化過程，學習是廠商在跨界中尋求自我的可能。主要論點有三： （1）異地的知識特質與學習：因產品創新的需要和產業特性不同，應被學習的知識特質和關注不同的學習來源，新知識是在時間和空間的變動過程中重新生產，鄰近性是在學習的過程中被建立。（2）食品廠商在長期與經營環境互動的結果，母國的口味和食物種類專長是廠商的最明顯的國家印記，然而印記的背負和淡化、利用的過程不應被忽略，而體認到廠商的能動性，廠商跨越國界之後的可能發生的能力重組，應該要回歸到 “國家”之於廠商如何轉化成內部資源而遷移至他處。（3）廠商的實踐方式和學習的知識內涵不必然以國家“制度”的作用來理解知識的國家記號，我主張以國家本身對於地域和歷史形塑的角色影響知識發展和變動，來詮釋國家的角色和廠商能力的構成。 關鍵字：跨界、廠商學習能力、國家、鄰近性 研究源起 “雖然日本、韓國，或者歐美也將大陸視為一塊肥美多汁的肉而前來投資，但礙於中國是個依賴語言、講究歷史和經驗的國家，如果沒有台灣的幫忙，在大陸的工作是無法順利的進行的……” (Ohmae, 2003) 任何分析台商前往中國投資的優勢或是投資動機的研究，對於文化語言相近所能提供的助益皆深信不疑（cf.李坤儒, 1998），延伸至評估台灣未來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文化親近也成為台商競爭優勢論述的重要因素（cf. Ohmae, 2003）。文化鄰近對在中國的台商來講的確有助益，例如：Hsing（1996）揭露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交往過程中，送禮的時機、地點、場合、對象暗藏玄機，利用族群共同的理解與價值觀、以及語言文字的便利性，台商便可順利地建立經濟目的所需的特殊關係，是其他外商難以仿效的；吳介民（2001）研究台商赴大陸投資以虛擬產權獲得更大的獲利空間、和更好的產權保障，這種假合資真獨資的協議必須靠廠商的和地方政府的之間的相互信任。然而，隨著經濟社會學、經濟地理學研究因族群聯繫產生經濟效益的進展，對於“血濃於水”的說法產生懷疑，做了深切的檢討，也讓文化與經濟的連結更加明朗。 首先，文化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並非在任何社會都會被突顯，必須考慮特殊制度文本背景。（曾嬿芬,1997; Yeung,1998; 吳介民, 2001）。第二、族群性的動員並非天生繼承，需要社會的過程加以形塑。（Hsing, 2003; 曾嬿芬, 2001）。第三、經濟主義把族群連帶視為一種降低交易成本獨特功能，減少競爭、促使合作、資訊流通、使資源的效益極大化，事實上，族群連帶可能帶來負面的效果。（cf. I Eng, 1996; Yeung,1998; Hsu and Saxenian, 2000; Hsing, 2003）；另外中國也能夠因為文化親近，反而容易取得台商的技術和市場連結，台商反而得面對中國的競爭。第四、族群性不必然是生意成功的基礎，非華人廠商也能透過其他方式建立信任和關係；Lin（1996）研究外商在中國投資情況，欲推翻除非要得到政府在資源和機會上的配置、或縮小不利待遇，外國投資者才得以建立起競爭優勢的這種假設。缺乏先天的社會連帶，並不妨礙非華人的外國投資者從經濟過程或是政府方面得利，透過耕耘新的社會網絡，或是利用彼此關係良好的當地人或是非當地的華人作為工廠的管理者，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Yeung（1998）提到華人在馬來西亞面對政府對華人持股比例的限制，同樣發展出一種虛擬產權的Ali-Baba系統，成功地與非華裔族群進行合作；Hsu和Saxenian（2000）指出信任的關係必須要區分是從族群而來還是學習而衍生，在交易的過程中也有可能建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