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港口城市的发展及其商业文化」林玉茹教授 .doc

「清代臺灣港口城市的發展及其商業文化」林玉茹教授演講側記 中山女高 黃慧欣 中研院台史所的林玉茹教授在今年九月秀峰高中辦理的「夥伴學習群」研習中，對教師們分享了一些她個人對於清代台灣港口城市的發展及商業文化的觀察及研究心得。林教授在會中提出一些新觀點，有助於釐清若干對於清代台灣港口發展情況不夠完備的歷史解釋（高中歷史教師在從事相關教學工作時，受到諸多限制，常用「普遍性」帶過一些「殊相」，當中亦存有一些誤解），其內容實有助於高中歷史科教師對清代台灣社會經濟史的重新「再」認識，玆分享如下： 19世紀中葉，台灣在西力衝擊下被迫開港，開港所帶來的新貿易型態與刺激，備受囑目。林教授提及過去的研究者常利用條約口岸的海關資料（報告書所載內容本身存有侷限性，常常只見開港後由輪船載運商品的出入口資料，而忽略了原先帆船貿易尚存且繼續輸出傳統產品的事實）來分析開港後台灣經濟所產生的變化，著重世界市場或是中國內地的影響，較少從台灣本身的經濟發展來觀察19世紀台灣的貿易型態及商業文化的多重性問題。 實際上，開港後，除了通商口岸外（安平、打狗、淡水、基隆等條約口岸），尚有諸如鹿港、清水、笨港等諸多傳統港口仍在活躍著，各自在地域經濟發展上扮演不同角色，彼此間更隨著政策、港口規模的大小以及貿易網絡的變化，形成既「從屬」又「分立」的關係。因此，林教授認為清代台灣並非一個同質區域，有顯著的地域差異存在。隨著各地開發的先後完成，各自依其地域特性，以港口城市為中心形成規模不一的地域經濟體系，對外貿易型態也隨之有所不同。 林教授依據港口規模與地域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將台灣的港口分成南、北雙核心的港口（開港後形成的國際港市）、正口（1860年代以前，五個與中國對渡的正港：鹿港、五條港、鹿港、八里坌、烏石港）以及小口（東港、打狗、鹽水港、北港、大安港、中港等）三個系統，分別觀察台灣開港後所產生的變化。 （一）開港後傳統「正港」的貿易形態（以鹿港為例） 外國學者認為鹿港是一個沒有城牆的城市，非關政治，是純粹因經濟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台灣開港後，原先正口仍維持過去的貿易型態，鹿港商人與泉州商人間繼續保有密切的合夥投資關係。傳統的港市並「未」因西洋勢力的進入，而受到重大衝擊，大體上還維持著傳統貿易型態，持續與中國大陸沿海各港做帆船貿易。鹿港長期依附在中國市場下，受西方勢力的影響較為有限。鹿港的郊受到洋行打擊的情形較少，甚且與洋行「共享」國際貿易的大餅，協助洋行收購土產，形成一種「郊行－洋行集貨合作」的體系。此地的郊以中小規模居多，資金流通除了現金外，大多透過幾個商號間的對帳、拆帳來進行交易。（此一說法推翻了過去強調開港後，洋行壟斷台灣的對外航運和貿易，甚至造成台灣傳統進出口貿易商人組織「郊」的沒落的傳統說法） （二）開港後傳統「小口」的貿易形態（以竹塹港為例） 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間，地方廳縣逐漸開放沿海貿易私口與大陸內地港口貿易，大都稱為「小口」（非經官方允許，地方官員為了增加官廳收入而開放的港口）。在道光末年竹塹港開放為小口前，主要是一個以「台灣沿岸貿易」為主的港口，大多透過臨近的正口出口商品。18世紀末以前與鹿耳門，之後與八里坌關係密切。台灣開港之後，竹塹港乃納入淡水市場圈中，但是也直接與中國沿海各地貿易，甚至與新加坡也有貿易往來。19世紀初期，竹塹港已先出現塹郊，惟郊數少，特別是只有一個郊，是一般小口港市共同的特徵。其投資範圍以本島為主，不會超過正口圈。在地郊商大多經營九八行（九八行是仲介商，中介商，收傭金百分之二）居多，且出海（類似今日船長）負責買賣商品的整船貿易，是這些小口港市的主要貿易型態，竹塹在地郊商與大陸商人之間甚為疏離，鮮見如鹿港與內地商人之間的合夥投資關係。 （三）國際港埠的貿易型態 1860年台灣開港之後，形成「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南北兩個雙核心國際港埠。對外貿易圈則由中國沿岸擴張到全球，台灣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輪船」逐漸取代「帆船」，成為主要的運輸工具（人類可以透過動力船，航行不再受到風力和季節的影響）。同時，「商業革命」（商業的簿記、公司、銀行等）亦隨之而起，洋行、媽振館紛紛設立，並帶來西方資本、技術、新金融制度及商業文化。 同時，台北也出現了中國內地流行的匯單館與錢莊。匯單館與錢莊的設立，代表的是華商資本特別是本地資本的崛起，部分台灣商人透過地緣優勢逐漸參與國際商品的生產與輸出，迅速累積財富，不但可以與洋行相抗衡，甚至直接涉足國際貿易，設立仿西式的貿易公司。高雄的陳福謙家族的崛起即為一例，陳福謙開設的「順和行」貿易範圍遍及香港、上海、日本、東南亞、西洋。1870年代以中式帆船運糖到橫濱，創台人之首例。陳福謙為了免於外商牽制，又雇用西式大帆船運送糖到英國，成為台灣首次運糖到西洋的貿易商。十九紀中葉後，台灣商人異軍突起，漸有凌越大陸商人和洋商的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