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赏》(周兴陆)第一讲、诗以言志.doc

第一节、诗以言志 如果要比较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洋诗歌的基本差异的话，那么最概括地说，中国古代诗歌没有西方发达的史诗和叙事诗，而是以抒情诗为主，抒情诗在中国古代占绝对优势，即使是叙事诗也染上大量抒情成分。从文化分工上说，古代史官文化很发达，在春秋时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外界自然变异、社会人事、政治生活都由史官作详细的记载；而诗歌，从传说中尧时的《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起，就表现出咏叹人生、讴歌生命情怀的取向。这种主体性指向，在最早的诗学命题“诗言志”中就已鲜明昭揭了。《今文尚书·尧典》曰：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言志的“志”，即思想怀抱，指主体的内心世界。“诗言志”，过去被称为“千古诗教之源”（刘毓崧《杜观察古谣谚序》），朱自清《诗言志辨》称之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在宇宙的道、外界的事、内在的志三者中，“诗言志”指向人类主体内在的情志，它指引着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不断地向人类心灵深处开掘，探索和表现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 到了西晋，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更强调诗歌的抒情性和审美特征。“缘情”说把汉人附加在“情”上的种种限制撇在一边，肯定诗歌的抒情性特征，甚至侧重于抒写悲怨之情、个人的切己之情，扩大了诗歌表现人心、人性的广度、深度，是有意义的。若联系先秦整个诗歌活动来来看，“诗言志”的“志”，还是偏向于社会性的情感，即个人关乎社会的情感。即使是纯粹的私情，也是合乎理性，与当时的社会礼法并不相违背的。唐代孔颖达视情志为一，清代纪昀则尚“言志”而斥“缘情”，各有所偏。 鉴于后文“咏物诗”、“山水诗”、“爱情诗”等专讲所论，都是情志不分的，甚至偏于“缘情”的，这一讲还是依从宋明以降关于“诗言志”的理解，着重谈表现思想抱负、人生志向的诗歌。 《左传·鲁定公四年》载，吴伐楚，逐楚王于草莽中，楚大夫申包胥到秦国请求兵援，立于庭墙痛哭不绝，绝食七天，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秦哀公为之赋《无衣》，（申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诗经·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无衣》诗旨，汉代《毛诗》解释为刺秦君好战，滥用兵。但是，从诗意和语气看，都没有讽刺的意思。汉人解诗是靠不住的。宋代谢枋得云：“《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其心忠而诚，其气刚而大，其词壮而直……千载而下，闻其风，莫不兴起。”说得比较贴切。《无衣》表现的是秦国愿与楚国同仇敌忾、共同战斗的意志。这属于言志的“志”。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好鹤，鹤甚至乘大夫之车。这年，狄人伐卫。战争爆发时，卫国士兵抱怨懿公无道，不予抵抗，于是打了败仗。懿公死于兵乱。他的妹妹远嫁许国的许穆公，称许穆夫人。许穆夫人怜悯宗国颠覆，于是不顾许国大夫的阻拦，奔赴卫国，吊唁卫侯，作了《载驰》。 诗·鄘风·载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第一章，许穆妇人感慨：情况紧急，道路漫长，故加快车马，去慰问卫后。虽然按礼义可以派许国大夫跋涉而去吊慰，但还是不足以释解我心中的忧愁。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视尔不臧，我思不閟。 第二章，许穆夫人心中想，许人不嘉许我此行，又没有良策，那么，我忧国的思虑怎能抛弃！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女子善怀，亦各有行。 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第三章，似以第三者口吻写许穆夫人与许国大夫之间的冲突。采蝱，喻忧愁之极，许穆夫人说，作为女子，好动感情，但是此行并非意气用事，也各有自己的道理主张，而许国大夫则非难她、责备她，显得又幼稚，又疯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 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第四章，许穆夫人感慨许国之弱小，不能拯救自己的宗国，想控告于大邦，但是又有哪国可以依靠呢？许国的大夫众人还在责备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想法，都不如我现在急忙奔赴卫国的不错。” 这首诗抒写了许穆夫人对陷于危难中的宗国的忧思和热爱，也表现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和刚毅果断的性格。许穆夫人作为许国君的夫人，除非父母去世才可以奔丧归国，一般是不允许出境的，所以许国大夫非难她。但是宗国破灭，义当往唁，许穆夫人此举“虽不合于常经，亦天理人情之正”（王先谦语）。此诗表现的忧国之思和爱国之情，也是“诗言志”的“志”。 东晋的陶渊明，古称“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在文化心灵史上，他是一种超然脱俗的隐逸人格的象征。他的大量田园诗歌是“爱丘山”本性的自然流露。梁代萧统赞陶渊明“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