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流动的关系 .doc

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一种分析视角 * ———对中国村落村民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潘泽泉 本文旨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在概括分析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关系型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关系的实践图式。在原有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多把“关系”界定在一个固化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中加以解释，而忽视了呈现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忽视了实践流动中关系的变通性、策略性、生产性和再生产性，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的对关系的理解模式，从假设的提出到本土性的经验研究，全面呈现关系的实践图式和经营过程。本文的着力处在于从实践中流动的关系的真实型态来建构关系的实践运作图式，指出关系在实践流动过程中的连续性和再生产特征，并在新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和实践关系流中将有关关系的问题的讨论引向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 一、问题、理论与假设 在如何界定中国社会中关系的运作逻辑和文化意蕴的理路中，中外的不同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这些观点表现为中国人的关系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抑或介于两者之间，也表现为建立一种新的意蕴所有关系存在型态的概念类型或理论框架。自韦伯提出“儒家伦理所接受和神圣化的全部中国社会结构是特殊性关系居支配地位的结构（ 马克斯·韦伯， 1998：259）”以来，理解中国社会或人际关系的“特殊主义原则”便成为与理解西方的“普遍主义原则”相对应的一种思维定式，帕森斯发展了韦伯的观点，“为儒家伦理所接受和维护的这个中国结构是一种突出的特殊主义关系结构” （阎云翔， 2000:15）；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描述为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意义单位是家，按照这种内外有别的心理和行为采取了两分法即自家人外人费孝通中国社会自发的秩序是建构在关系本位的基础之上，几千年来的国家同构的体制，决定了普遍主义的不足，特殊主义盛行；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带有现代性烙印的普遍主义行为逻辑，在经过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但几千年文明塑造的中国人的行为惯习，并没有被它所征服，更多的是普遍主义行为逻辑下掩藏着特殊主义行为逻辑根据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的高低作出三分法，即情感性关系混合型关系工具性关系黄光国1988）在西方，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则根据交往的频率、情感的依恋程度、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换次数等四个指标把人际关系分为弱关系和强关系Granovetter, M. 1973：78）。相关研究多为理论化的、静态的分析，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探讨了制度与关系网络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及如何可能的，但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关系网络如何运作的。通过这种主体实践范式的分析，把人看作是制度下的行动者，同时也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在权力的场域中，人不仅仅受制度化的结构制约，他作为一个实践者，根据自己的惯习、知识和利益在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并改变着结构本身。:296)。中国东北下岬村的团结和家庭内部的合作是在实践中通过亲属关系纽带和非亲属关系共同运作和流动来维持的，事实上，下岬村的村民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在实践中已经超出了亲属关系体系本身去建立和培育网络：中国的集体化政治实践有助于将先前的社区关系融入私人网络而创造一种新的联系感，建立一种超越家庭的一种新的互助关系，这种新的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朋友、同事和屯亲）有利于社区中志愿性社会关系的建构；另外在生产实践中，家庭收入的增加导致了农村生活中馈赠礼物的新浪潮，个体通过日常实践中的关系网络来动用其人际资源，获取各种社会利益，这种横向的联系不同于静态的家庭垂直的血缘纽带关系或者传统的儒家文化逻辑，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维护和滋养，从而是实践性创造和在生产的无尽的过程。若我们只是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理解，我们就会悬搁了礼物馈赠中的实践旨趣，礼物馈赠既是社会实践中一种积极主动的社会行为，存在着某种主体形式的自我努力，礼物馈赠同样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实践，使得社会关系不断处于型塑之中。 另外，通过经验性考察可以发现，下岬村的礼物交换在实践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固化的结构（如互惠原则、平衡性原则），它在实践中是不平衡的，礼物不对称流动司空见惯，而这种不对称性在等级社会关系背景中尤为明显，存在着礼物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而收礼者却保持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同时，礼物的单方面馈赠使得权力渗透进关系和实践之中，所以，我们在考察实践中流动的礼物如何生产出意义的同时，必然要考察这种所生产的意义在实践中是如何与权力联结在一起的。正如彼得·布劳所说的，单方面的给予必然会导致以前的伙伴之间的地位差别，但是一旦高级地位在该社会结构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占据高位者便可要求单方面的服务而又无损于他的优越地位（彼特·布劳，1998:129），这与早期西方关于送礼而不是收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截然相反，主要原因在于在礼物交换中存在不同的权力与声望，表现为代际馈赠和下属对上级的馈赠。在过去4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