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如何迈向世界一流大学.docVIP

麻省理工学院如何迈向世界一流大学？ ——MIT综合化转型（1930-1957）的制度分析 胡海青 【摘要】1998年以来，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我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问题。而MIT在1930－1966年短短的36年间，从一所正在走下坡路的地方性、单科性工程学院一跃成为美国最好、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值得我们思考。本文首先描述了1930年由康普顿发起与推动的综合化转型中具体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然后利用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对MIT的综合化转型进行理论解释。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学是嵌入在环境中的人才与知识生产系统，依赖于环境而生存和发展——必须获得环境的支持、反映和满足环境的需要；合法化是理解大学理念与制度创新的关键，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可以较好地用于分析大学组织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 关键词：MIT，综合化转型，合法化，制度分析，康普顿 作者简介：胡海青（1977.03——）江西兴国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法律的制度分析研究。 一、背景与问题 1999年1月13，国务院批转由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并把支持部分高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十多年来，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界。1930－1957年短短的27年间，MIT从一所正在走下坡路的地方性工程技术学院一跃成为美国最好、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因此，本文选取1930－1957年这段历史作为分析对象，围绕MIT如何从一所地方性工程技术学院演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主要研究问题，深入分析MIT通过采取哪些具体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来实现综合化转型，最终得以挤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二、理念与制度创新：MIT的综合化转型 20世纪20年代，MIT的声誉日益下降。1930年，康普顿临危受聘为MIT校长。上任后，康普顿提出把MIT建设成具有科学基础的理工大学，并在MIT推行综合化转型，使MIT的科研能力大增强。二战爆发，MIT积极主动承担美国政府与军队的研发任务。战时政府资助与项目研究使MIT的规模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冷战时竞争联邦政府的各项科研资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MIT的研发实力与学科水平进一步提升，MIT也由一所地方性、应用型单科工程技术学院一跃成为精英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本部分主要从理念创新、课程与院系改革、管理制度与招生政策调整、外部关系的调整与强化四个方面描述MIT的综合化转型。 （一）综合化转型，强化科学与人文基础 在康普顿上任前，MIT被认为仅仅是一所工程学校。尽管在1930年，MIT获得的捐款处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第五位，有240名教师，2600多名本科生和500名研究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过于依赖（中小）企业，MIT的学院自治日益受到侵蚀、重规模轻科研、重实践上的直接有用性轻理论研究、重实践性工程教育轻科学或学科化工程教育，MIT日益沦为处理企业生产与管理问题的（trouble shooting）附庸，在竞争基金会的资助时屡屡受挫。为此，MIT急需一位强有力的改革型院长。1930年，MIT董事会任命物理学家卡尔·康普顿为MIT新院长，3月12日，康普顿接受聘约、走马上任。MIT的综合化转型由康普顿于1930年发起与推动，并在其同事及继任者的协助下向纵深发展，并最后在1957年左右得以顺利完成。 康普顿及其同事对MIT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并把MIT建成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大学（science-base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即“科技”大学，成为科技型（science-based）商业或产业的培育机构，由此也拉开了MIT综合化转型的序幕。“科技”大学的理念在MIT由来已久，最初来自于创校者罗杰斯的“应用科学”（Used Arts）理念[1]——科学理论与实用技术融为一体，使工程师对其所学和赖以工作的技术了如指掌，而不至于盲目摸索。但一直以来，实践发明者的能力——解决日常问题不需要求助于抽象的科学理论——被社会刻板地夸大，而大学内的学院派科学家被描述为象牙塔内的学究，完全不食人间烟火。[2]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这种科学与实践相脱离的状况，“研究在战争中的作用成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联姻的象征”[3]。并且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工业研究中的科学理论基础，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如当时的GE和BELL实验室。为扭转重直接应用轻科学理论基础的局面，加强科学研究在MIT中的地位，MIT董事会成员、GE公司经理Swope劝康普顿出任MIT院长。康普顿接受校长聘任后，Swope和Jewett就要求康普顿把1920年代他们在MIT电气学院的改革，如在课程中增强科学理论知识、加强与物理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