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风险下的澳门福利政策.doc

新社會風險下的澳門福利政策 梁啟賢 澳門大學政府及行政學系澳門在2005年後，各大賭場相繼投入服務後，也促成澳門經濟的起飛，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去年達到227,508澳門元，而失業率更趺至3.6%，可說是一個全民就業的社會。大量勞動人口投身薪酬較高的博彩行業，使博彩行業的發展在澳門一枝獨秀，在2006年，從事博彩業的人口已有16.1%；然而在經濟欣欣向榮的「盛世」下，澳門社會有沒有什麼的危機？ Taylor-Gooby(2004)在“New Risk, New Welf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一書以「新風險」一詞來形容現代後工業社會面對的種種危機。他認為「新風險」是指進入後工業社會的轉變，而所引發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在眾多新風險中，家庭及工作失衝的問題，可能是未來澳門社會一個嚴峻的問題，也可能是考驗特區政府有關福利政策的試金石。眾所周知，博彩行業的特色是不定時的工作時間，此種工作模式，將嚴重影響有關從業員的家庭生活，甚至產生家庭問題。本文將會以新風險的角度探討澳門工作與家庭失衡的問題，及分析特區政府應如何透過福利政策把有關的風險減低。 引言：盛世下的風險 澳門在2005年後，各大賭場相繼投入服務後，也促成澳門經濟的起飛，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去年達到227,508澳門元，而失業率更趺至3.6%，澳門可說是一個全民就業的社會。大量勞動人口投身薪酬較高的博彩行業，使博彩行業的發展在澳門一枝獨秀，在2006年，從事博彩業的人口已佔總勞動人口的16.1%，共四萬六千多人(統計暨普查局)；同年，澳門特區政府的博彩稅總收入達二百零六億二千九百二十三萬七千元，佔整體稅收七成多！然而在經濟欣欣向榮的「盛世」下，澳門社會將要面對什麼風險？ 在2005年開始，澳門的博彩業開始「起飛」，已有學者、社會服務人士指出，博彩業的急速發展，可能會引起不同的程度的社會問題，並呼籲當局需多加注意，例如：青少年的價值觀、家庭與工作平衡的問題等等(梁啟賢，2005；聖公會，2005)。 Taylor-Gooby(2004)在“New Risk, New Welf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一書以「新風險」一詞來形容現代後工業社會面對的種種危機。他認為「新風險」是指進入後工業社會的轉變，而所引發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在眾多新風險中，家庭與工作失衝的問題，可能是未來澳門社會一個嚴峻的問題，也可能是考驗特區政府有關福利政策的試金石。眾所周知，博彩行業的特色是不定時的工作時間，此種工作模式，將嚴重影響有關從業員的家庭生活，甚至產生家庭問題；而家庭是組成社會最基本的單元，也是為其成員提供最基本照顧的組織；因此，若家庭出了什麼問題，勢必影響社會的穩定。 什麼是新社會風險？ 英國著名社會學家Giddens(1999)指出：「風險」應是由西班牙或葡萄牙文轉為英文，意指駛入未明的海域。換句話說，它原本指渉空間，後來「風險」一詞被廣泛運用在銀行業務、投資等等範疇，轉而指渉時間，意指借貸雙方對投資可能結果的計算；其後「風險」又應用在其他不確定的狀況。時至今日，風險管理仍常被應用在商業管理中。 德國社會學家Beck(1992)在其名著“Risk society ; 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中指出了現代社會本就是一個風險社會，由於經濟的急速發展、社會的高度分工，引致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Individualization抬頭、過份制度化(insitutionalization)等問題，因而形成風險社會Individualization；而「風險社會」也成為現時不同範疇社會科學的分析取向(approcach)。Giddens則指出風險社會是一種對未來的關注，也是突顯理性的局限與全球化風險，強調是對現代化與現代化的反思(李易駿，2005)。Giddens(1999)把風險分成兩種：外在風險和人為風險；外在風險是指所感受的風險是來自於外來、傳統或自然；人為風險則是來自社會制度、科技發展或因人類知識增加，而認識的新風險，例如：各種新發現的病毒。過去，人們通常憂心自然帶來的風險，例如：天災；今天，我們更擔心人為的風險。人為風險並不單只涉自然，也滲入其他生活領域，包括婚姻與家庭等社會制度。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所觸動的不只是東亞各國的金融、經濟，也影響了上述區域的社會、政治發展。 「風險社會」的出現，揭示了現代社會面對最大的風險，不光是傳統的天災，更有是由於科技日益發達而產生風險，相信這也是後工業社會的最吊詭的地方。Taylor-Gooby(2004)運用風險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