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政治经济的实质是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doc

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处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转型和国内经济格局大洗牌的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导，掌控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动态，这是直接关系“中国梦”的实现、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的重大事件。综观中国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热潮，笔者认为明确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确立坐标系，实现理论的准确社会历史定位的意义。对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即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雄教授强调，“一种历史观念或认识历史理论的问世，取决于该观念或理论赖以生成的历史实践的成熟度”。 　　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并成为热门话题是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经济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的实践状况的召唤。同样，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程度受到了中国现在的实践状况的制约。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层面上，中国虽发生巨大变化，但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却是质的延续，中国经济实践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导经济学传统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主体层面上，则是中国人民对当今社会流行的两大主要经济理论范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选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其深刻性、科学性以及理论特质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契合度，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的现实的理性的最优选择。 　　（一） 倍受推崇的西方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及其在当代的尴尬境遇，不是理性的最优选择 　　改革开放 35 年来，倍受国人推崇的西方经济学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出发点，在其发展中变成了实现人与物质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算术。但是，现代的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科技危机和诸多人的危机，说明西方经济学指导下的西方世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有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希望借助强有力的政治之手矫正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偏颇，却只是修补缓解而无法终止西方经济学的没落。 　　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其科学性也越来越受到怀疑，无非是“理性的幻想”。凡勃仑对“理性经济人”辛辣讽刺道，“他像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小球一样摇摆着，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但他本身完好无损。他即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向某一个或另一个方向摆动外，他始终处于均衡状态。” 　　马克思批判说这是孤立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但是其打造的危机重重、两极分化的世界，不是中国人民理想的世界，而是要批判的世界，因此，这几年我们一直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并不是我们理性的最优选择。　　　　（二）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更为深刻科学。首先，它借助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繁荣，又看到其危机矛盾和“两个必然”的暂时性命运；其次，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中，它不仅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看到了资本增殖逻辑下人的异化生存处境，提出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幸福的经济学，以其阶级立场的彻底性而成就了其理论内容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西方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指出“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辉煌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它是中国人民历史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掀起的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当然，社会主义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有失误和问题，这需要深刻理解黑格尔所强调的“矛盾是世界的本质”这句话的科学内涵，这些矛盾和问题本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必要质料和动力之源，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失败。 　　国内对“GDP”的过分强调而造成的众多“中国问题”，不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颇，恰恰证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误读和偏离的可怕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任何“教条化”的理解的可怕性。中国要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框架，在对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法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核剩余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创新 　　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不是摈弃和另起炉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