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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也许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品质 　　2013年7月，何怀宏新作《新纲常》出版，使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他倡导的构建社会伦理新纲常的话题上。中国人的精神图谱现在缺失了什么？除了极端激进和沉默之外，哪种力量是社会最需要的？关于这些命题，媒体对其进行了专访。 　　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温暖的东西，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坚强的防线。 　　Q：您是性恶论的支持者吗？ 　　A ：我心平气和。善端恶端都是存在的，对人、对大多数人不能估计过高，要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估计。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可能他的精神、道德境界是一个大学教授都望尘莫及的，而且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不需要看康德，这是可能的。就像我祖母，她的那种善良令我非常感动。 　　我可能偏向性善论多一点点。比方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善端有恶端，但是善端要多一点点，多一点点就不遗憾了，就有决定秩序的天平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到，无耻毕竟是少数，恶人还是要伪装，善还是占上风的。 　　Q：什么样的状态能激发人性中恶的部分？ 　　A ：有时候在理想主义和物欲主义之间不辨方向，理想破灭后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物欲横行，赤裸裸。 　　Q：我们这个时代，良心时时受到挑战，但整个社会又在呼唤良心。那么什么是良心？良心有什么用处？ 　　A ：良心是一种道德意识，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温暖的东西。就像何光沪先生说的“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坚强的防线。 　　我在学术上的定义是：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称之为“存在我们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让你做一些事情会不安，做另外一些事情很安心，这就是良心。比如说，比如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伤害了某个人，或者帮助了弱势人，就会不安或者心安，这是良心起了作用。 　　良心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到了晚年，尤其碰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会想起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就会“良心发现”。 　　良心会放逸，要把良心找回来。 　　不是说读了很多书就多么了不起，在非常通俗、非常朴素的情境里也可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甚至是最大的幸福 　　Q：你提到过中国人缺少一种超越性，二十世纪以来，面对西方，我们先是感到缺船坚炮利，后来意识到缺制度层面的东西，后来检查我们的文化，又追到精神信仰的缺失。 　　A ：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但不是要主张“文化决定论”。只是说要有一种精神上的缺失感。 　　精神上有缺失，日常生活再丰裕、经济上再成功，心里也还会有一种不安。中国人不容易理解西方人那种强烈的精神信仰，不容易理解他们怎么那样执着地、牺牲自我地寻求上帝，比如在中世纪，富有才华的妙龄女子进入修道院，终其一生在那里生活。还有后来为什么那么痛苦地、身体撕裂式地来反抗宗教，而这反抗还是带有某种宗教性质。 　　我们即便不容易理解，却也要知道有这样一个维度。不要轻易去贬斥，更不要轻易去堵塞。这人心里面有一个信仰的“神位”，你要完全掏空的话，其他东西就会成为追崇的对象，比如说“金牛犊”之类。它不会总是空着的，我们也会放一个财神爷或“神人”在那儿，所以不会总是缺位。 　　Q：这种超越性的缺失，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弥补起来？ 　　A ：精神信仰必须是非常缓慢地自然地生长，还要有某种缘分。我也不能明确地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这样一种焦虑在越来越多的人那里出现，甚至很强烈，有些人就去信基督教了，也有些人去信佛教了。也有可能在中国再产生某种本土的信仰，这肯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记得费孝通讲过，他这一辈子都在考虑如何解决温饱的问题，吃饭的问题，中国二十世纪很多年都没解决嘛，到世纪末的时候，他觉得差不多解决了，他到孔林去，到孔子的墓，写了一篇文章《孔林片思》，讲到中国在新的世纪会有一个心理的渴望，精神的追求。中国以后会不会出现一种你愿意为之奉献以至于献身的信仰形式？我们不希望它是咄咄逼人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统天下的，但是究竟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精神萌芽，精神追求，不伤及别人，我们千万不要任意去摧毁压抑，只要是向善的，就有它存在的价值。 　　Q：但人们离精神信仰往往太远，而且这种寻求和思考令人苦恼，宁愿去寻求那些容易获得的满足。 　　A ：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有一种满足，过去古人说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普通人也可在生生世世、世代的延续中获得一种永恒感或精神和情感的满足。比如我带着我的孩子到大湖边，躺在草地上，看着他在面前捡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