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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化”产住一体的新回归模式 　　导读：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形态是郊区型开发区扩张，这种扩张，因功能单一而容易导致城市居民就业与居住的高度分离，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反之，社区化形态的都市产业空间与生活开发，有助于实现产住一体化，以及产业、居住、商业、生活功能的聚合，从而更好地实现城市集约化、便利化和精明化增长。 　　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外延型、郊区化扩张的土地开发形态。以“三集中”发展规划为引领的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通过“退二进三”、腾笼还凤、异地置换等手段，使得城市周边土地形态呈现出典型的“开发区化”。全国几乎每个城市周边都分布有不同形态的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市级县级开发区等。由于开发区的建设定位单一，导致几乎所有的开发区，都是大尺度、大规划、大面积形态，并且越来越成为了蓝领工人的集聚区。这种缺乏多元功能的开发区，日益暴露出经济、社会问题，也因而，在大都市发展新的进程中，越来越呈现了某种社会结构不适应后果。 　　一、中国城市发展“开发区化”的现实缺陷与社会问题 　　（一）城市密度的开发区化，导致城市功能的单一化——工业企业集聚区 　　曾经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建设浪潮，呈现出典型的摊大饼、低密度、低容积率、粗放型开发状态。到今天为止，很多城市的开发区因过度扩张形成了“百草园”、“落荒区”的破败现象。按照标准的开发区建设与功能定位，城市政府在郊区大面积征地之后，便是率先七通一平、九通一平，以便利招商引资。这种园区化开发，不论是科技产业园，还是汽车产业园，或是新材料产业园，几乎千篇一律地在里面盖大量标准厂房。标准厂房只能供给前来投资设厂的工业企业开立各种生产线、物流区、组装车间、中试车间等之用，并且标准厂房建设形成了典型的路径依赖：大尺度形成低密度，低高度导致低容积率。这种开发区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开发区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容积率极低，结果是城市土地低效能化发展的“膨胀病”[1]日趋严峻。城市快速扩张并没有伴随着城市经济增长的倍数增长，也没有相应的城市人口的同比增长，更没有形成解决“城市病”的能力。数据表明，城市建城区单位土地面积所创造的GDP却并未因城市增长而同比增长，除了广东一些城市之外，比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北京、常州的建城区单位产值分别排在第27、72、81、90、101和112位。这种低经济效益的土地利用现象反应了城市扩张存在着“非经济用地”的过度增长。同时，经济容积率排位靠后的大城市，在城市交通拥堵、城市空气污染、外来人口居住紧张方面，在教育、医疗、住房成本方面却居高不下。 　　（二）城市土地增长“开发区化”导致城市元素的空心化 　　由于开发区定位为工业企业集聚区，因而在规划设计方案中，就普遍缺乏居住、商业、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性资源的配置。原来中国城市很多工厂都设立在市区及边缘，很多大型工厂围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工厂型社区”，里面生产、生活、娱乐、休闲、教育、医疗等各种设施十分齐全。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厂形态，也曾经被诟病为“企业办社会”的模式。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后，立即转向为一味追求“产业集中进开发区”模式。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开发建设了成千上万个工业企业集聚型的开发区。可是，这种单一功能的开发区，城市元素空心化，缺乏城市公共生活配套设施，最后只是一种类似于农民的“田野”般的工人也包含周边农民工的“厂野”。工人们每天一大早从城里或者乡下匆匆忙忙赶远路到开发区上班，下午又匆匆忙忙地赶路回家。下班后的夜晚，开发区几乎就如田野一般成了“寂静的厂区”。实践证明，单纯工业企业集聚的开发区，无论是从城市增长规律，还是生产效能来看，都出现了新的弊端，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超大尺度、功能过分单一，产业型工人高度集中，工作通勤成本高，社区活力严重缺乏，城市社区感缺失，等等。 　　（三）城市扩张开发区化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大片区的工厂集聚，容易形成“蓝领集聚区”的“工作标签”。很多大学毕业生进开发区工厂工作，会产生与城市CBD区域工作的身份落差感。因此，较容易形成身份忧虑，这种郊区型工业集聚区发展，在近几年越来越呈现出就业群体结构的“边缘化”群体。这种边缘化群体心理，又容易引发各种员工负面心理。有调查显示，规模过大的工厂区，封闭型管理往往会出现“工厂像监狱”[2]这种心理感受，并容易让青年人患上忧郁症，觉得人生没有前途，生活没有色彩，青春没有激情，导致很多青年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容易患上典型“蓝领焦虑症”。严重抑郁症员工还会因为某种心理障碍，出现自杀行为。前些年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自杀事件，与富士康厂区郊区化、大空间集聚和蓝领高度集聚，就有高度的关联。 　　其次，由于客观上公共配置的缺失，城市元素的空心化，开发区内工厂员工流失率较高，造成很多工厂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