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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须警惕非理性发展的本利失衡 　　导读：有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的657座城市中，有200多座地级市试图成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有180多座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发展的非理性、盲目化正在加剧。城市化不能也不应该是一种盲目的冲动、非理性的过度和人为的随意，而只有这样意义下的城镇化，才是真正行政协调高效、经济增长稳步、就业机会充足、公共服务均等、环境洁净优美、社会公平正义的城镇化，才是理性且发展本利平衡的城镇化。 　　利润高于成本、产出多于投入、回报大于付出，这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初衷和最终的理想归宿。城市的发展也不例外。作为一种由愚昧向文明的演进、由落后向先进的跨越、由低级向高级的升华，城市发展在方式上表现为隘的突破、形的美化和质的提升，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可持续生存环境的优化、所渴望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所必须具有的生理心理的健康。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城市索取与可能、投入与产出、需求与供给、排放与承载的平衡，是城市自然、经济、社会、人文和行政五大生态的协调。 　　然而，时下的中国，不少地方的城市，由于发展的非理性化——速度过快、规划随意、扩张盲目、管理粗放、供需失衡，城市通过大量消耗资源、投入人力所取得的有限的经济产出，正在被居高不下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社会不公和交通拥堵等带来的额外成本所吞噬。具体表现为： 　　其一，一任市长一个规划，随意圈地、畸形扩张，有限的土地资源被过度蚕食，我国18亿亩农地红线频遭挑战；一届书记一个主张，老项目搁置、新项目重叠，只为本任政绩，只求眼前功利。凡此种种，导致城市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率，远低于城市应有的产出率，土地的资源成本大大超越经济绩效。 　　其二，先开发后完善、先损毁后补偿、先污染后治理，城市绿肺不堪承受、城市大气令人堪忧、城市水系难以为继、城市生态不可持续。诸如：热岛效应与日增强，雾霾、酸雨、废气、悬浮颗粒防不胜防，水污染、水浪费、水缺乏、水洪涝比比皆是，动物濒危、植物灭种、食品污染不胜枚举。可怕的环境成本，不仅让当代城市入不敷出，而且，也在极大地透支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有的甚至让几代城市人都难以偿还。 　　其三，空间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大城市扩张快于中小城市，沿海发展远快于内地发展，诱导人口远离盲目迁徙集聚，致使2亿多中国进城的农民工和背井离乡的打拼一族，遭受着同城无同样地方户籍、同工无同等公共福利待遇，还要承受过高的生活成本与工作压力，面对文化与地域的多元位差，过着夫妻分居、老幼远离的不正常生活，面临开店、设摊的猫鼠追赶。所有这一切，隐含了诸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集聚着可能爆发的社会负能量，使城市显性与隐性的社会成本不堪重负。 　　其四，在交通上，产住需求大于城市可能的供给，需求变化快于城市管控的优化，从而导致城市交通成本与日俱增。例如：城乡地域分割、公共服务不均、城郊产住分离，中心城与郊区新城之间、产业所在地与居住地之间，钟摆型交通流向增多、流量急剧增加；城市新兴居住区分布过分集中、单个大型居住区人口过多，加之上下班很难科学错峰，导致交通空间布局难以适应、流量流速难以满足出行需求，大量公交线路人满为患，路途中机动车流速形同非机动；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布局不科学、集疏运体系不健全、物流增加快于道路增量，加之管控上条块分割、简单粗放，导致物资通达时常失约、空地交通时间失准、运输成本居高不下，阻碍了产业的现代化、城市的国际化。 　　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的657座城市中，有200多座地级市试图成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有180多座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发展的非理性、盲目化正在加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面积扩大了4倍多，而城镇落户人口只增加1.6倍左右，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正在下降；按半年以上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数量统计，我国城市化率2012年已达52.57%，而公安部门统计的城市实际非农户籍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34.17%，未能同享城市福利的“飘族”超过15%，约为2亿以上，社会公平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相关研究报告也透露，中国657座城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约200座严重缺水。如2011年，京、津两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和11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人均1000立方米的标准。此外，相当部分城市生态承载能力也达到极限，其中北京2009年日产生生活垃圾1.83万吨，而处理能力仅为1.27万吨/日；京津冀地区能够承载的人口密度介于1023.97人/平方公里至1145.08人/平方公里之间，而北京2011年的人口密度为1230人/平方公里，天津为1134人/平方公里。 　　综上所述，城市化不能也不应该是一种盲目的冲动、非理性的过度和人为的随意，因为，这将导致城市发展成本与利润的倒挂、愿望与结果的背离、需求与供给的失衡，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的倒退、生存环境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