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略述王阳明学说之大要及其末学之流弊。.DOC

試略述王陽明學說之大要 王守仁，浙江餘姚人，早年讀書於陽明洞，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王守仁初篤信程朱之學，以為通過格致可以悟出生命的真理，但始終無所獲，反致大病。中年時因得罪宦官劉瑾，謫配貴州龍場驛，嘗盡艱苦，但卻使他悟出了人生的至理。發現本著自己良知而行，便可合乎聖人之道，無須向外求索。結果創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 王陽明繼承陸九淵「心即理」說，主張人心是宇宙本源與人世間的唯一道德準則。換言之，離開了心，便無宇宙、天地、萬物，甚至鬼神。因此王氏提出「心外無事，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觀點，他認為萬物皆存於我們的心中，所以我們的心便成為人生一切行為是非衡量的標準，而不需通過認知才可以求得到的。因此，王陽明主張人要去私慾，才能保存我們內在的「天性」，「天理」才得以保存。 從「心即理」的觀點出發，王陽明認為天理存在於人心之中，這種天理在人心的發露，就是「良知」。良知「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它是人人生來就有一種知善知惡的天賦本性。既然人人都有良知，良知又出於自然，因此人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人之所以不能成為聖人，全在於有沒有做到「致」的工夫。王陽明所說的「致良知」，就是要人去私慾的蒙蔽，恢復良知的本來面目，並且把它擴充到底的意思。 「致良知」不是憑空捏造可成，而是一種識知的功夫，是透過實踐的「行」來達致的。王陽明重視身體力行。切實體驗及實踐。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始，行是知的成。」王陽明認為一切「知」（包括「善」和「良知」），都需要「行」，否則不可視作「真知」。他教人必須要躬行實踐，才能成其學。總之，知行不能分成兩部分，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說。 綜觀王陽明之學說，著重於經驗的磨練，能擺脫舊思想的束縛，使人充分發揮個性；且精簡直截，易入人心，所以能支配當時社會思想而盛極一時。及其死後，其學說更盛行於南方，成為一大門派，自後王學遂成為明代學術思想的主流。 王陽明末學之流弊。 平心而論，王陽明思想的超卓，實非平常學者所能及，他的致良知之說，實是一種上達工夫。他因為自己的資質與造詣，已達上乘境界，能夠做到上達工夫，便把天下後世的人，都當作和自己一樣的聰明豪邁，要把下學一層工夫直接刪去，教人專做上達工夫。若依王陽明之意，以為只求事事物物於吾心，否認外在世界的客觀存在，成為一種極端主觀的唯心論，因而陷入主觀和唯心之弊。 而王學末流問題更嚴重。王學後分成多派（七），各派對陽明學說的申論，意見有所分歧，其中以「良知」的歧見最為大，如王畿（龍溪）以為良知是現成的，信得過便是悟了，就算是實在的學問，這種方法，明顯地受到禪宗的影響，失去王陽明實踐的精義。泰州學派的王艮，認為人人皆良知，人人可為聖賢，連讀書修養等工夫都不需要；他的三傳弟子李贄的立論更為驚人，認為「良知」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你有你的天理，我有我的天理，你不必拿你的是非來勉強我，我也不必拿我的是非來勉強你，提倡個人自由和社會解放。於是，流風所及，「空疏浮陋，束書不觀」，是當時學術界的通病，為後人所詬病。細析王學末流之弊有： 首先是行為狂放。自王陽明死後，其徒專講心法，各以己見立說，崇拜頓悟，更以為人皆有良知，人人可為聖賢，則連讀書、修養等工夫亦不需要，如龍溪、泰州兩派，均崇尚「見成良知」、「不學不慮」。極端者更蔑視禮教、道德規範，他們以狂逸為高尚，蔑棄禮義，無所忌憚。 另方面則愈來愈玄虛。王學繼承南宋陸九淵的路徑，主張「先立乎其大者」，並譏笑朱熹的「格致之學」為「支離破碎」。王陽明過分強調心的價值，其後學除了少部分能補正其「心即理」學說之失，如劉宗周認為，心並非如王陽明所說是宇宙的本體（理）；而且，人對是非的判斷及主宰，是建基於自己的認識和意志，並非單單靠「良知」。可惜，堅守「心即理」的學者，始終佔大多數，並將此說妄加發揮，甚至提出「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的說法，於是出現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置國家安危、民生休戚於不顧的流弊，故論者每以明亡與王學相提並論。 事實上，王學末流已脫離王學的要旨，故顧炎武批評王學末流比作魏晉清談的流禍，王夫之更痛斥陽明後學為陽儒陰釋，歪曲聖人的學說，可見其流弊之深，至清初大儒，乃針對其流弊，力倡經世致用，以改學風。王學的影響 自王守仁高倡“心學”，明代學術界出現大變，以“拯救人心”為矢的之王學，讓士子一新耳目。清人顏元指出，王學“精神不損，臨事尚為有用”。方苞亦云：“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于一世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望溪集》)自嘉靖以後，王學風靡天下，成為明代中後期的“顯學”，不僅是一種學術主流，更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清人陸隴其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