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互动性.doc

汇率制度的选择缘由与退出策略 汇率制度的选择：个体理性与整体非理性 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的关联性 汇率制度的主动退出选择 汇率制度的被动退出选择（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互动机制） 思考与结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 第二、这样，在特定的经济金融制度背景下，个体有序与整体无序的矛盾可能诱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具有内生性，是多种因素积聚力量的释放，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本身并不直接相关。第三、货币危机往往需求汇率制度重新选择，但是汇率制度重新选择又会破坏原有的汇率制度安排秩序，这样，积聚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新的货币危机。因此，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互动性决定着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 关于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笔者拟提出三个观点来讨论：第一、货币危机具有内生性，是多种因素积聚力量的释放，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本身并不直接相关。第二、汇率制度的选择个体理性，表现为个体有序，但是整体非理性，表现为整体无序。这样，在特定的经济金融制度背景下，个体有序与整体无序的矛盾可能诱发货币危机。第三、货币危机往往需求汇率制度重新选择，但是汇率制度重新选择又会破坏原有的汇率制度安排秩序，这样，积聚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新的货币危机。因此，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互动性决定着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 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对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以克鲁格曼(Krugman,1979)、弗诺德和伽伯(Flood and Garber,198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财政需求与维持钉住汇率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结论是：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必须严守财政、货币纪律，避免宏观经济的失衡。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1968)中蕴涵的“三元悖论”思想，克鲁格曼将其提升为“不可能三角”(incompatibility triangle)理论。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ERM)危机后，奥博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94, 1995）提出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货币危机具有自促成性质，认为政府并不会机械地坚持钉住汇率，而会在减少失业、增加政府债务、维持钉住汇率三者之间进行相机抉择。只要一国的失业或政府债务压力达到一定的限度，钉住汇率就可能步入随时崩溃的多重均衡区间。1997–1998年东亚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后，McKinnon和Pill (1998)、Chang和Velasco(1998)、Krugman(1999)、Mishkin (1999)等共同创立了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McKinnon和Pill认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是由银行道德风险所引发的过度借贷综合症(over-borrowing syndrome)所造成的；Chang和Velasco认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主要根源在于投资者恐慌所导致的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所造成的；Krugman则基于资本流动、汇率、经常帐账户、企业净值和融资能力以及投资者预期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理性预期多重均衡模型来解释东亚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崩溃,；Mishkin则提出了不对称信息分析来解释东亚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崩溃。 这些模型通过观察和处理不同的影响变量揭示出造成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崩溃的原因，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已密切相关；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则固定或钉住汇率制更易遭受到理性投机攻击，在市场预期和市场信心看坏的作用下往往会造成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崩溃。 货币危机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互动性 Krugman(1979)提出了第一代货币汇率制度危机模型——国际收支危机模型。该模型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而同时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地抛出外汇直至外汇储备消耗殆尽。该模型认为，政府部门的赤字货币化、利率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时，投机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这样，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结果货币汇率制度危机爆发。之后，Flood和Garber(1984)在Krugman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线性分析模型。此模型假定：（1）一国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2）允许资本自由流动；（3）短期内该国的外汇储备总量不变。这样，此模型可用方程表示为： M (t) / P (t) = a0－a1i (t), a0 , a1 0 (1) M (t) = R (t) + D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