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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轨道 　　尽管李克强总理执政刚过百日，但已释放出三大明确的政策信号：一是新一届政府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而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透过这些政策信号，人们看到无论前面还会遇到多大风浪，中国经济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带着阵痛加速转型，中国的阵痛期才刚刚开始。 　　从“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到十八大后的“政府简政放权”再到近期钱荒潮中的“铁腕治理”，过去三个月，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执政思路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继《经济学人》的“克强指数”后，海外投行巴克莱提出了“克强经济学”一说，总结“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其认为，除非经济和市场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风险，预计中国决策者不会采取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巴克莱的报告称，虽然“克强经济学”的前两大支柱可能正在造成痛苦，但它们对于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铺平道路却有重要作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克强经济学的基调，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近十年间，在决策部门的轮番扩张和紧缩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并未得到期望中的平稳增长。 　　在一轮轮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中，出现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新能源设备等众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大量使用率极低的“铁公机”设施。“做与政府投资相关的生意最挣钱。”已成为多数商人的惯性思维，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愈发增强。 　　而为了抑制扩大投资可能导致的通胀，在每一轮剧烈的紧缩之后，往往形成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停产的现象。 　　据统计，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决策部门11次调整利率、22次调整存款准备金，2008年上半年还在“防通胀、防过热”，2009年又抛出4万亿抗衰退，2010年四季度再次抗通胀，2012年上半年再刺激，下半年扩张政策偃旗息鼓重新防通胀 　　在经过30余年的高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高投资、低成本和高流动性的增长惯性或路径。但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做大后，要维持相同或相似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和货币扩张，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即使同比增加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其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只会递减。 　　不仅如此，刺激政策也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催高生产成本，致使企业利润越来越薄，逐渐丧失价格竞争力，这是中国外需萎缩的一大重要原因。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和增长？这正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如今可谓到了这样一个增长瓶颈的时候。对此，李克强的答案是，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制度升级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李克强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眼下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把泛滥的流动性驱赶到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在中间环节，以创新名义进行套利。这就是金融改革的任务。 　　在日前发生的银行短期流动性危机中，作为“央妈”的央行是有很多手段和政策工具出手挽救的，如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及降息等，但央行居然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无动于衷”，目的就是要借“钱荒”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因为此次银行问资金面的紧张，主要问题出在银行套利资金庞大和期限错配上。 　　过去几年，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流动性都进入了投资和投机领域，致使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这使“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此外，过度膨胀的银行信贷体系也易形成风险。此种情况下，央行若放水支持银行渡过“钱荒”，虽然能解银行燃眉之急，但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银行的“杠杆化”，且随美国经济的复苏，资金回流美国的速度加快，央行投放的资金最终会流向美国。 　　所以，央行需要顶住银行短期流动性紧张的压力，将在中间环节的套利资金和期限错配的金融资源驱赶到实体经济，这就必须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是依靠市场机制，而非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去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具体到金融改革，就是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以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为此，李克强在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