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2行政文.docVIP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 　我想到如下三个原因。 　　一、粗陋的语言 　　受大清国昏庸政治和连年战败的强烈刺激，中国世纪初的新文学创制者们，竟是以一种君欲善其事、必先“钝”其器的方式规划我们民族新文艺的。为了表达对“德”“赛”两位西方新神的尊崇，表达对孔孟之道的弃绝，表达对“普罗大众”“引车卖浆者流”“京津之稗贩”的敬意，他们放弃了原已使用得精熟的文言文，改用根本无法从容驾驭的白话文，姿态激进昂扬，容不得丝毫渐进路线插足。如我等后人固然会由衷感谢先辈的拓荒之德和创调之功，但就一种艺术型貌而言，“五四”诸贤倡导并实践的白话文，当年实在粗陋不堪。与被历代文人士大夫打磨了五千载的传统文言文相比，它基本上处于自然原生态水平。“五四” 　　诸贤论起小学功底固然个个了得，说到新文学上的见识，则几乎个个庸劣可笑。其中最要命之处在于，他们选择白话文，并非出自思想上的深思、文学上的自觉、创造上的热情，而是主要受到一种救亡情绪的牵扯，它一开始就是反文学的。他们个个在传统文化中浸泡多年（其中个别人还是大清国末代翰林），文言文之于他们本来具有母语般滋润的亲情，旧时士大夫那一整套笔墨功夫可说无不擅长。然而他们放弃了，转而靠白话文写作，就驾驭能力而言，那便仿佛转用他国语言写作。这里自有一份激烈和悲壮，时过境迁后我们又难免生出悲悯和感慨。“五四”诸贤似乎意识到他们的百年价值主要是历史的而非艺术的，是意义的而非文本的，他们放弃文言就像一位捐弃万贯家财私自出走的革命青年，他们之选择白话文就像在熊掌与窝窝头之间坚决地选择后者。虽然一时半会说不清他们奇特念头的生成机理（那需要一种非常宏大的叙述），但中国新文学的规划者的确热衷于扮演汉语的终极杀手，因为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只是他们伟大设想的第一步，他们更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有朝一日将方块字彻底剿灭，走拼音化道路（当初钱玄同放言汉字最终要走拉丁化之路时，竟引来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一大拨精英的齐声赞同，这让我几乎不敢相信钱玄同的“放言”只是出于策略考虑的说法。虽然持该说法的人中还包括鲁迅）。那种现在已不太有人提及的文字“世界语”，当时曾引起“五四”诸贤那么大的情绪亢奋，恨不得全体国人立刻拿来就用。 　　一方面新生的白话文粗陋不堪，另一方面白话文的坚决采纳者内心不仅没有使之纯粹化艺术化合理化的长远设想，还以十年磨一剑的居心期待着对它实施致命一击，这便造成了白话文的先天性难堪。它成了一个注定的弃婴，一种过渡时期的代用品。“五四”诸贤对于自己一手举荐一手创制的白话文，并没有清晰的体认，他们使用着它，又好像对它完全不知所措，因而也并不准备对它采取真正负责的态度。由于对白话文缺乏出自骨血的亲情（这本是任何一位文学家必不可少的基本情感，就像画家必须对画笔有一种迷恋一样），他们像一群逃出封建大院的大男孩，以貌似成人的举止随心所欲地提出并实践一个个轻率的主张，包括在文章和白话诗里无所顾忌地使用未经翻译或胡乱翻译的西洋字汇，包括认为欧化句（或翻译）代表着现代汉语的现在和将来，那架势仿佛中国乃文明不毛之地，原本如此美妙生动的文言竟只是蒙昧的土著语言。结果，当他们中个别人用“滴耳”代指dear（亲爱的）而完全不考虑它无端隐含的歧义时（如是否指一种治疗耳疾的药剂？），我们当真看到了语言的蒙昧。 　　我们知道，革故鼎新与矫枉过正，在生成机制上原有共生之处，就像有石油的地方就有大量天然气。但理解“五四”诸贤的用意是一回事，听任美轮美奂的古国文言骤遭大劫，质量全面下滑，使中国由一流的文学大国急剧降格为三流的文学附庸国，一度连本国语言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又是另一回事。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几乎每一位中国少年，当他们在课堂上阅读、领会鲁迅先生的大作时，私底下都曾大惑不解，都曾为鲁迅先生佶屈聱牙的语言而恼火。慑于先生的无上威望，恼火又不敢发作，只能转为腹诽。这是中国鲁迅版的“皇帝的新装”。当老师在课堂上不断讲述鲁迅先生著名的标题“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潜藏着多么巨大的深意时，一位稍有资质的中学生完全可能私底下嘀咕：将标题改成“资本家丧家的乏走狗”，岂不更加通顺自然？——当然，他们若有幸读到鲁迅先生用文言文撰写的学术著作和少年时期用文言文翻译的古希腊作品，也许立刻大气不敢出了。文言文才是鲁迅的母语呀。 　　说起来白话文在中国原也自有传统，“五四”诸贤若能暂时按捺住急切的救亡图存情绪，若能对本国语言多一些理智、少一些偏激，对拉丁诸语的态度也能像先人消化佛教语言那样多一点实际利用、少一点精神膜拜，以他们天赋神性的资质，他们本可以为我们设计出一种更加美妙切用的语言，本不必如余光中先生痛切指陈的，将“‘啭’、‘吠’、‘唳’、‘呦’、‘嘶’等字眼一概放逐，只能说‘鸟叫’、‘狗叫’、‘鹤叫’、‘鹿叫’、‘马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