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3行政文.docVIP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 　二、缺乏旺盛的创造力 　　大作家应指写出世所公认的文学杰作的人，而不是所谓著作等身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常识，但该常识的另一面，却也不应被遮蔽，即一位作家倘可称“大”，他的创作量一般总是较为可观的，至少19世纪以降是这样。19世纪以后，域外文学世界的大师级人物，几乎无一不是著述甚丰。他们真正为人津津乐道、百读不厌的作品也许为数不多，但他们的行为又分明表示，他们除了有一颗最优秀的头脑，还有一双最勤快的手。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职业的忠诚，这忠诚在最低程度上也像制鞋匠对待他的鞋帮鞋底鞋钉那样，必须每天摩挲、敲打。 　　反观中国现当代作家，我得说，即使他们具有蟾宫折桂手，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总体上又显得不够吃苦耐劳。我当然不好意思也没胆量说他们多属江郎才尽之辈，但相当一部分作家，对自己的工作绝对谈不上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他们的心态是业余的，自然难免使创作状态的职业性受到斫伤。挂靠（其实是乞食）作协并不能证明自己的专业性，能因此不丧失或少丧失作家最可珍贵的自由思考精神、孤身创造意识，已属万幸。靠一部作品成名，从此便“著名”不已，“大家”不休，我怀疑世上没有别的国家比中国更甚，且不说这仅此一部的作品有时竟然还只是一篇短篇小说，或一篇字数寥寥的散文（前者如《百合花》，后者如《谁是最可爱的人》）。若出起个人集子来，中国作家的产量或许也似不弱；但细一分析，就会发现水分极多，与创造无关的文字（如序跋、日记和纯属展示个人小情趣的轻倩随笔）填坑盈谷、混充篇幅。若撇开武侠小说家和若干言情作家（何况这样的作家几乎尽出自港台），则仅以量而论，20世纪的中国也没有可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匹敌的作家。 　　我所知道的20世纪文学大师，除普鲁斯特仅以一部作品奠定不朽之外，几乎所有其他作家，平均都有三部作品可以青史留名，而且这些作品大多有一定的篇幅。说到普鲁斯特那部浩瀚如海的《追忆逝水年华》，我又怎么好意思说他产量有限呢？ 　　余光中先生曾借用英国诗人奥登之言提到大诗人的五个条件，位列第一的即是“他必须多产”。同样，正是余光中先生经认真研究后向我们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产量实在太少，例如一直被我们视为大散文家的朱自清和诗人卞之琳。说句冒昧的话，中国不少作家如果不幸盛年早夭，作为读者也许根本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读者惟一的损失，也许只是少读到大量他借成名之便撰写的龙钟散文和不可计数的序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做一下统计，看看中国有多少作家40岁（有时甚至是30岁）后即不再从事任何真正属于创造的工作，与此同时却享尽德高望重的殊荣。越是什么不写越是大师样十足：他们被供养成一群最具中国特色的职业写序家。何况，中国永远不缺四处求序八方邀赏的衮衮后进——附带提供一个迷你型的观察角度：若按是否求人作序的标准将中国当代文人分为两类，我们会极轻易、极意外地获得大量有趣的分析材料。我只提示一点，如鲁迅、钱锺书、王小波之辈，绝无可能求人作序，以至我觉得略移寸步到书架上核实一下都属多此一举。 　　产量甚丰，在域外作家中基本上是一种常态，而在中国只能归诸特例，如职业精神极佳的老舍先生。另一个我常常忍不住会想到的人物，便是那位“文革”时期中国惟一的作家浩然先生。浩然写小说时年纪轻轻，出手是否不凡，现在已难以评价了，至少我不想借后知后觉之便对他滥施拳脚，但产量惊人则是一个严正的事实。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奉献出篇幅惊人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中间再见缝插针般来一部大型叙事诗《西沙之歌》，质之除柯云路外的中国当代任何作家，都足可自傲。 　　另一个可资比较同时也与创造力是否旺盛有关的话题是：中国作家中普遍缺乏第一流的批评家。反观西方文坛，大诗人、大作家与批评家，往往一身而二任，而且这一特点越到现当代，表现得越明显。离开了庞德、艾略特、瓦莱里或加缪、伍尔芙、昆德拉的贡献，一部20世纪的西方批评史不仅将残破不堪，甚至会失去主干。批评之于作家，是最接近创造的切身需要，如果坚信自己的创造是独特的，那么，阐释它的意义、标明它的价值、确立它的坐标，便同样时不我待、迫在眉睫。20世纪的西方作家可不愿像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那样，只等着别、车、杜的裁定，或像法国的波德莱尔那样一度尽盼望着批评大师圣伯夫给自己美言几句。不，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笔廓清舆论、纠正视听，阐释那暂时属于自己、不久将属于大众和未来的文学理念。他们接过了19世纪由雪莱、雨果们开创的事业，由作家本人而不是任何专业批评家向公众解释和说明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由深知创作甘苦的作家本人而不是那些天生要成为批评家来评论另一位同行，虽然与此同时他们对那些批评家也并不抱多大的偏见。对他们来说，为自己独特的文学立法，其创造性、艰巨性和必然性，实不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