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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起源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产权起源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一、引言 德姆塞茨（demsetz,1964,1967）认为“产权出现”是这样的：当成本太高而难以定价时，物品可能出现一个市场（假如有的话）的零的价格。但是技术的、人口的或社会的变化可能带来正的价格。然后产权有效的配置物品，以免造成错误使用（如造成污染）或者过度使用（如公地的悲剧）。市场配置因此取消指令配置或者最初的配置。⑴ 德姆塞茨的解释存在着新古典政治经济的典型缺陷（william,1988）,“为均衡规定条件和规定均衡的财产，而没有规定这些条件在真实世界里如何产生。”⑵从现实中来看，有时条件被满足，但是产权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德姆塞茨的条件充其量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这是因为，新古典方法把政治结构完全排除（riker,1988），⑶但是，真实的经济活动深深地镶嵌在政治活动中，“产权必然是政治制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现存权利结构的性质和实施都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⑷因此，有必要以一个比新古典模型更为现实的背景，来研究产权的起源。 与德穆塞茨不同，本文关注的是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5）此外，这种演进无疑是动态的，其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不仅影响到结果，而且影响各种参与者的处境。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力量。 二、70年代末至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经验研究 （一）1978年至1983年 在1978年中国农村的一些地区，土地的“集体所有”产权向相对较小的群体或个人控制转变这一趋势是很明显的，在浙江温州、安徽的肥西县、凤阳县以及四川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分产到户”，以及“分组作业”、“定产分工”、“超产奖励”等土地产权的初级形式。这种趋势很明显同诺思和托马斯（1973）以及德姆塞茨（1967）阐述的产权理论假设相一致，正如博什阿普（boserup,1981）的研究所表明的：人口压力最大、商业性农业收益最高和最可能接近技术进步的地区，如果不是完全私有化的话，它们将最快地朝着排他性产权的方向发展。（6）《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描述到，“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经是10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口饮水告急，秋种无望”，生存的危机使排他性产权形式的萌芽成为可能。 在这里，农民自发组织实施的以“家庭契约”代替“集体契约”的创新，由于大大“内部化”了“代理成本”，直接导致了生产的高效率，从而也回答了德姆塞茨（1967）提出的产权制度变革所必须满足的第一个条件问题：“产权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收益必须高于为此而支付的成本，以证明这种变迁是正当。”(7)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翔实而充分，权威史料表明：“1979年，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都获得大丰收”。 但是，与德姆塞茨（1967）所提出的产权变革必须与非正式制度吻合这一问题不同的是，(8)这场变革在最初是向一种农民分散化经营的“小农状态”回归，并且，这种回归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中“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一致的，双方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习俗乃至文化积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内生（非强制）产权，它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它所要求的是制度的“供给方”——政府实体、执政党组织或者法律体系对此予以制定、通过或者颁布，即：正式制度的承认和确定。 最初，这种承认和确立是小范围和非正式的，但是，“政治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出现并且以舆论辩论这一特殊的方式进行，这场辩论在1979-1980年最为激烈，以持反对态度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农村工作通讯》和持赞成态度的新华社和联产承包的发起地安徽省为代表。(9)无疑，政治家和一小部分政府官员是产权变革的推动方。在这里，经验证据已经表明了，与詹#8226;威尼基（jan.winiecki ，1991）假说相悖的是，（10）“政治家”们在中国70年代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绝对不是“无能力的”、受牵制于代理人集团的，相反，他们拥有相当大的能够独立改变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政治家个人在执政党内部的资历和威望。政治家获得和掌握权力是为了实施推行自己的思想和路线，这种思想和路线凝炼自政治家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不同或者独特理解。因此，如果对政治家的行为特征做出假设，“信念最大化”是合适的，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信念”来自于政治家在自身在所处时代背景下对整个国家目标体系的预设。（11） 至于中层和地方政府官员阶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行为特征和目标函数绝不是单一的，如果按照威尼基假设的他们有“维持现状”激励，(12)那么就无法解释一小部分地方官员对农民自发举动的默许和支持，并且这种支持的程度随着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