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与政治反对行政文.docVIP

制度差异与政治反对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制度差异与政治反对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与斯坦因．罗坎在系统考察现代欧洲各国政党对立史时，曾极富洞察地将政治社会称作分裂结构（李普塞特，1995，第4章）。事实的确如此，政治永远都是冲突着的过程。没有冲突，也就不会产生以国家为中心现象的政治社会。在雇布斯、洛克那里，如果没有冲突的压力，自然状态就不会过渡到有必要建立国家以保护个人财产的政治状态；在马克思那里，基于私有财产的冲突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甚至国家也只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冲突结构。人类政治产生于冲突，但却不可能象乌托邦幻想那样消灭冲突，而只能驾御、整合冲突，建立秩序。正是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问题上，不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分歧：专制忌讳冲突，而民主则宽容冲突。民主政治中冲突的广泛性就犹如沸腾的水体中接连不断产生着的无数气泡，而专制政治那表面的平静总使人产生阴森恐怖的联想。对待冲突的不同态度，乃是不同政体本质差异的表露。 　　更进一步地说，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就冲突与合作（一致）的关系而言，冲突总是第一位的，合作只是冲突各方行为方程组的一个可能的合作解。关于政治制度的法律规定就是将具体的合作解定格化，作为不同政治势力共存（即合作）所依据的架构确定下来，其中的主要涵义乃是对权力分配的安排。不同制度中的合作解之所以不同，缘自政治参与者不同的行为模式。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关政体演变的解释链条：行为模式－冲突模式－合作框架：政治体制。针对行为模式差异的原因，各种思想派别的解释无疑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并不影响该解释链条的形式正确性。 　　在该解释链条中，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处于比冲突现象更为逻辑优先的地位。这样就把对冲突的研究推进到了对政治行为研究的层次，在政治社会学关于政治冲突归纳总结的浩繁事实材料背后，就有可能看到政治行为者的身影。在统治模式中，承认冲突就是假设政治反对的必然性和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性。没有任何统治者情愿被抵制，只要有可能，天下只有一种统治者那就是专制君主，但只因反对派的顽强存在，政治体制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从某一个侧面看，政治就是当政者－反对派博弈。因此，完全可以说，政治反对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考察历史，凡是专制统治漫长的国家，均是社会中缺乏可与国家政权相抗衡的结构性权力系统：自由商业的权力、宗教的权力（精神与知识的权力）。专制造就的文明，无不是对反抗的可贵性的赞颂；专制造成的衰落，无不是由于对反抗和创造性的扼杀。 　　但是，虽然政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冲突现象的重要性，却一直没有深入到政治反对的层面来研究它，没有把它当作不同政治势力相互反对的行为来看待。与其说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如说它是人的一种行为理性，政治学作为科学，只可能是行为科学，否则，它就可能沦为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可有可无的分支。分析政治反对行为，首先应考虑回答：理性的反对派采用什么反对策略，得到了什么，同样理性的当政者如何回应，制度条件是鼓励还是压制反对活动？如果从这样一些普适性的线索入手，发现当政者－反对派博弈中的一些形式化准则，我们就不仅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冲突进行分门别类式的事实归纳，而且能从中得到有关制度与行为的更多信息，以有利于改进现存的政治制度。本文对民主与专制政体以及官僚政治中的反对行为机制进行形式化的概括，以期为比较不同政体提供一种可用的视角，其中，民主政体下的情况受到了更多关注。 一、　　　　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反对 　　从政治反对的制度基础角度来理解民主，最早是由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阐明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于是，问题的实质便是为权力的使用设置一个界限：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994，第154页）。这句最常被引用的话凝聚了孟德斯鸠对政治最精透的看法。权力是一种役使性的行为模式，约束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有权者进行抵制、反对，在政制设计中使国家权力成为相互反对的矛盾体。权力分立制衡思想的实质是承认权力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多元权力主体的相互制约消解绝对权力，进而破除任何势力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正如赫尔德所评论的：通过把分权制度化，并在国家内部为互相竞争的集团和派系提供一个相冲突的论坛，孟德斯鸠认为自己为现代世界发现了一个最实用、最有价值的政治安排。（1998，第110页） 　　由此可见，民主实质上是合法化政治反对的制度框架，冲突与反对乃民主政治之必需，民主政治需要有支持冲突和歧见的组织机构（ 李普塞特，1997，第390页），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就难以自存。那么，民主制度为什么对政治反对这个曾被所有专制统治指责为最恶毒的洪水猛兽般的东西情有独钟呢？这完全是由民主即人民统治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反对作为一种模式，究其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