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研究的里程碑.docVIP

儒教研究的里程碑 ——《中国儒教史》评介 张荣明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这是中国大陆学术界近20年争论最甚的问题之一。早在本世纪初，韦伯出版了著名的《中国的宗教》（中文译名为《儒教与道教》）一书，专门讨论了儒教与道教各自的特点及中国宗教的社会背景。在这里，他不仅肯定儒学是宗教，而且对儒教的特征作了大要的分析和描述。韦伯认为，“中国的语言里没有特别指‘宗教’的字眼，有的只是‘教’和‘礼’”，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宗教，也不表示儒学不是教。综括该书，韦伯至少提出如下几个观点。第一，儒教是世俗性的宗教，缺乏救赎观念。他说：“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与佛教形成更加明显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利益的一部大法典。”换言之，中国的宗教从总体看“是面向今世的”，既没有西方宗教的“原罪”说，也缺乏“救赎”观念 。第二，儒教是秩序的理性的宗教。他看到，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在政治上维护信仰比对民生的关怀更重要，“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儒教“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儒教信仰的对象不仅包括天地大神、祖先和英雄，而且包括帝王天子，“皇权本身即是个至高无上的、通过宗教仪式而神化的结构……它超出民间所崇奉的众神之上”，他同时也是最高的祭祀长，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者。第三，儒教包括一系列的政治祭祀活动。“祭拜天地大神以及一些相关的被神化的英雄和专司神灵，乃是国家的事务。这些祭典并不由教士负责，而是由政权的掌握者来主持”。应该说，韦伯的上述看法十分重要，他从域外文化的角度发中国学者所未发，别具洞见。然而，由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定的社会背景，以及韦伯对中国历史的评判有雾里看花的特点，韦伯的研究成果并未引起中国大陆学者的足够注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秦家懿教授等，也有大致相近的看法。 从7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任继愈教授刊发一系列论著，阐述了他关于儒学是宗教的观点。概括言之，他认为中国儒教的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先秦是前儒教时期，两汉是准儒教时期，魏晋隋唐是三教并立时期，北宋是儒教形成时期，南宋是儒教完成时期，明清是儒教凝固时期。他还指出，中国的儒教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具有中国宗教的特点，其核心信仰是敬天、法祖，宣扬忠孝和纲常。因而，儒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神权和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等同于教皇的敕令。因而实质上，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以孔子为教主。正因为教权与皇权融为一体，所以儒教才随着皇权的废除而消亡。任继愈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关注，虽然招致了一些学者尤其是哲学界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也引发了学术界对儒学的重新思考：儒术到底是学术，还是宗教？ 在此后的大约20年中，泛泛言及儒教者渐多，但对儒教有力度和深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申教授的新著《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00年）的出版，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并由此开启了儒教研究的新纪元。《中国儒教史》规模宏大，上下两卷，全书约150万字，上起商周，下迄民国初年，是一部中国儒教通史。全书13章，每章大致涵盖一个历史断代：先秦乃儒教前史，两汉是儒教初兴，此后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南宋、辽金元、明代、清前期、清后期分别成章，末章讨论了儒教的衰落。简略言之，该书大体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儒教是作为“宗教”而不仅仅是作为“学说”来描述的。在此前的研究中，无论主张儒学是宗教者，还是主张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学说者，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对儒学观念体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较少涉及祭祀、天文、历法和音乐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儒教史》则不同，它把思想学说、祭祀制度、历法制度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作了系统性的勾勒和描述。宗教学者早就指出，一般宗教通常包含五种要素，即教会、宗教仪式、信仰和观念、宗教情感体验、宗教道德规范，而在这五种要素中，宗教信仰或宗教观念是本质特征。《中国儒教史》正是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观念和天信仰为核心，把封禅、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为信仰的具体展现，并把儒教信仰对天文、历法、音乐诸方面的影响综括起来叙述，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历史画卷，这幅历史画卷用“儒家学说”一辞难以概括。显然，在过去的研究中，儒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当作了一种“思想游戏”或“观念体系”，忽略了它与一系列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内在关联，因而容易使人们对儒学性质的判断陷入空洞的争辩中。当然，我并不是说儒学或儒教问题从此就可断然定论，而是说只有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才能使认识更加深入，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儒教史》对于儒学研究有拓新之功，为儒教研究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 其次，《中国儒教史》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