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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部《劝学篇》论谈中日现代化异同 陈永明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教授） 两部劝学篇 为什么我们落后了？ 儒家文化怎么了？ 中国的衰退 中国和日本两国近代综合国情比较 中国和日本两国现代综合国情比较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政治经济理念之异 “消极摄取型”和“积极摄取型”文化形态之异 李鸿章与森有礼 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 “人材选拔型”同“普及向上型”教育体制之异 中日两国孩子的差异 中国与日本现代教育之比较 日本泡沫的破灭 当今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前途 中日之远近 中日关系之期望 是否还要再次学习日本？ 问题与反思 笔者在日本参观过的教育设施约三百家，包括在明治时期为贯彻义务教育当时在贫穷乡村——“阿信”故乡山形县建造的具有百年历史的小学校，亲眼目睹日本在人才培养和普及发展教育事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对最近几年出现的“班级崩溃” “学校崩溃”等严重现象也要关注重视。日本的人才培养和学校教育为什么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会产生如此多的问题？新世纪的日本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将趋向何方？能否以日本现代教育发展的利弊得失作为借鉴？ 20世纪日本教育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以及面向21世纪教育体制结构全面性改革，特别是日本进入新世纪为贯彻落实既定的“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国策而制定今后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发展战略规划值得重视。 当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落下帷幕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总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并深感到作为教育研究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为什么在我国迄今还没有一个在获得诺贝尔奖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日本已有12人获得此殊荣，那诺贝尔奖与现代教育到底存在什么连带关系？ 聆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先生的讲演以及回想起在日期间多次从新闻媒体视听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如何与青少年交谈、毛利先生在宇航中同中小学生对话等重视培养青少年熟悉科学、亲近科学、热爱科学的种种事例，作者切身地体会到：日本在赶超欧美先进国家过程中注重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走进新世纪的教改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和日本，出现过两部书名完全相同的著作，这就是中国张之洞的《劝学篇》和日本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两部著作的目的都是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背景下指示本国的发展方向，但是旨趣却大不相同，有本质的差异。 张之洞《劝学篇》讲的也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途径，与福泽谕吉主张人的权力相反，他恰恰是反对人的权利。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有这样的句子：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人的解放和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前提，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就不可能建设高度文明的国家。福泽谕吉认识到了人的解放、人的发展的重要性，而张之洞不但没有认识到，还极力反对。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中，通篇讲的是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他从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抨击了封建制度和陈旧的伦理道德观念，指出人是生来平等的，所以有贤预支别是由于学与不学造成的”，所以他要”劝学，号召日本人民学习科学文化，追求真理，发扬独立精神，提高个人素质。 两部《劝学篇》在本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正说明两国主流舆论在国家发展方向上主张的不同，也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不同。 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曾在世界上取得“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技术）那样的辉煌功绩，但进入近代乃至今日，在一年一度发表的诺贝尔奖金获奖者中竟没一个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而日本已经有12人获得诺贝尔奖。我国是比近邻日本早接触或多接受西方文化，并比日本处于有利的地理环境，为何中国的现代化却落后于日本？ 笔者在日本留学进修期间代表 “中国在日学人教育研究会”（担任会长）邀请正在担任筑波大学校长江崎玲於奈先生（曾获诺贝尔物理奖）给我们在日中国学人演讲“中日现代化之异同”，因为江崎先生撰写过“建议中国再达世界GNP的‘33.3%’”一文（登载在1988年5月16日《读卖先新闻》头版），据说我国在公元1800年的GNP占了世界总数的33.3%，而到了1981年我国的GNP却只占世界总数的2.8%。其原因何在？ 100多年前，面临着西欧列强的威胁和侵略，我国清朝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兴国宗旨，这类似于日本“和魂洋才”式的富国强兵政策。但是，我国自从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后迄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却成为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与欧美各国的经济衰退相反，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