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战略方向指导下的战术方式转变.doc

抗美援朝期间战略方向指导下的战术方式转变 孙子曰 ：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入朝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设想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战役全歼敌人一个师，结果证明不符合实际，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集中精力了解研究这场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他从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及、刘西元、吴信泉、温玉成、吴瑞林。毛泽东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长进行长时间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中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敌人的一个团。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志愿军的火力太差，对敌实行穿插包围后，如果当夜不能结束战斗，天一亮，被包围的敌人就会在飞机、坦克的救援下逃跑。毛泽东意识到，这并非打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军力限制问题，是客观能力问题。于是，富于求实和探索精神的毛泽东就提出，我军一个军一次消灭不了美军一个师，就消灭敌人一个团，消灭不了一个团，就消灭一个营。后来，毛泽东还在电报中要求志愿军“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毛泽东给这个新战术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零敲牛皮糖”。毛泽东用它来比喻我军对美军作战不贪图大，要量力而行，打小歼灭战。从此以后，志愿军就也再也没有组织打过大的战役。事实证明，这一战法非常有效，一次“吃掉”敌人一个连、一个营，志愿军“吃得”得心应手。这样积累下来，数量就不小了，我军还不吃亏。可见，不拘泥于经验、客观判断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用，“零敲牛皮糖”，实现打大歼灭战向打小歼灭战转变，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毛泽东对现代战争的新探索。 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说：“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指导艺术 作者：????发布时间：2013/12/27????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窗口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著名军事家。中国革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能够取得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指导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准备、战略决策、战场指导和战局控制等方面均有充分展示和发挥。 　　一、未雨绸缪，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虽然预知有些情况，但对朝鲜内战爆发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中国人民正准备集中精力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周恩来说：“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1］尽管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战局发展极为顺利；尽管5月中旬金日成在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与斯大林商讨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结果时满怀信心地表示，莫斯科已给了他所需的足够援助，不需要中国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但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洞察时局，敏锐地估计到朝鲜人民军可能一鼓而下，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或告一段落；同时估计到，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局势也有恶化的可能，甚至美国会公然进犯中国东北，因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权衡各种利弊，于朝鲜内战爆发一周内即决定调整国防部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由东南沿海地区调整为东北边防，作战任务由解放台湾调整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1］中央军委于7月7日开始调动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等部队共25.5万余人到东北地区集中整训，以保卫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 　　东北边防军集中后的整训，一开始就在师以上干部中明确了准备出国作战的思想，边防军的全部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是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的重点是研究美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特点，并根据边防军出国作战时可能的武器装备情况，对连以下分队和单兵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8月18日，毛泽东指示边防军“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2］。 　　8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建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又决定将上海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9兵团（辖3个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不久的第19兵团（辖3个军）分别集中，作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以为未雨绸缪之计。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中央原对朝鲜战争设想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