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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文学院1202班 曾晓瑜 121040064 摘要：曹植（公元192年-232年）是我国魏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他的诗、赋、散文成就均高于同时代人，其中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更是卓有成就。他的五言诗不但继承了乐府民清新流丽的特点而且将其改造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钟嵘《诗品》骨气奇高，词彩华茂。，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数东汉班固的《咏史》。 五言诗自班固开始成立起，作家们便不断吸收汉东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的营养，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写现实的生活，抒发真实是感情，至东汉末年，把这种新型的诗歌形式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五言诗的成熟期——东汉末年。五言诗的兴起，为叙事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五言体式的成熟，叙事诗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另外，这个时期，真正称得上普遍意义上的成熟的作品是《古诗十九首》。 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魏晋。建安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1.2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数量跃居第一 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的出现最早源于民间歌谣。大约在春秋未、战国初，民歌中就已经有了较之“文繁而意少”的四言体更便于容纳双音词，以表现愈来愈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五言体雏形。在建安时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出现诗人众多，作品繁盛，特别是五言诗数量比例跃居第一的局面。这是中国诗坛前所未有的。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是曹植一人的功劳，建安时期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诗人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其中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曹植对五言诗形式上的影响 1.1语言形象性增强 曹植善用比兴,但又不拘泥于比兴的一般形式,而是将比兴与诗歌深厚的历史理性和强烈的情感评价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象征意象,创造出情景交融、韵味深长的艺术境界,借此寄寓自己的遭遇感慨和困顿愁情、以及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其中,最善以女性、动物、植物和典故来寓象征于比兴之中。 曹植继承了自屈宋以来以香草美人比喻和象征贤能达士的文学传统,但又比前者蕴含更深刻丰富的情思意蕴。其中,《美女篇》最富代表性。《美女篇》全诗十五句,一百五十字,在当时可谓长诗。诗人调动各种艺术手法,精细刻画了一个“荣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的光彩照人、貌若天仙、但又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美女怨妇形象。但立意却不在此,而在借美女求贤不得、盛年未嫁幽愤情怀的抒发,倾吐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相悖的矛盾心理与愤懑。从而使整首诗情兼雅怨、沉郁悲凉、深厚蕴藉。《杂诗》亦借南国佳人空有绝世之貌而不得知己,寄寓自己正当盛年却无法施展抱负的深切慨叹。 1.2联句，对偶，比兴增多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唏孤城翔故城，灵柩寄京师。清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这些诗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仗工整，大量运用对偶修辞手法，节奏和谐，尤其是叠词的连用给人以美感，增强语言的音律性与和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熟记，同时曹植诗歌比兴手法运用明显，明明要说此事，偏论彼事，以彼事谈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