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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再思考 作者：冯雷????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4期 网络编辑：胡毅 发布时间：2010-04-20 点击数： 1223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受到环境伦理学质疑的近代自然观，不仅包含把自然对象化、人类支配自然的一面，同时也包含人向自然贴近的一面。环境危机应该成为继续意大利人文主义对自然和人的探索的契机。当代环境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非完全逸脱于传统伦理学的主题，相反，它通过自然环境这个载体，向人们重新提出了现代社会的自我中心、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危机。 关键词： 近代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与那个时代很多有良知的作家的著作中所表达的一样，将道德批判的矛头指向惟利是图的资本家阶级，而将道德同情倾注给创造财富的劳动者阶级。 　　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道德关怀的重心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步入大众消费社会，而70年代以后，南美洲、亚洲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个时期世界人口增长也迅速加快。可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却引发了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危机。在这种状况下，对贫困者的道德同情和争取人类共同进步的道德热情，似乎由于对资源和环境危机的惶恐不安而减弱。在人类社会内部的诸问题——例如维护和平、公平地享有财富的分配、普遍参与精神活动等——仍未找出更恰当的解决途径的时候，一种新的伦理要求，即反省人类与自然发生对立的原因，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共生，已经迫切地提上当代的议事日程。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标志着人类面对环境危机引发的全方位的理性反省的开始。1967年，怀特发表《当前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试图把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归结为来源于基督教传统、后来为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征服自然和役使自然的观念。1968年，哈丁发表《公有地的悲剧》，指出如果失去法律和伦理对人类行为的制约，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的盲目竞争必然导致公有地受到灾难性的破坏。1969年再版的列奥鲍德的《沙乡年鉴》，给初起的环境哲学注入了这样的观点：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系的一员。在人与自然这个共同体中，人类应该遵循人与大地以及人与依存于大地的动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规则。[2]20世纪60年代末的这三份文献分别涉及了后来环境伦理学的三个重要方面：文化传统问题、社会制度问题、自然的伦理价值问题。1973年，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的概念，深层生态学强调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上前述三个方面的内在关联。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无论文化论探讨的自然观问题，制度论探讨的生产—消费方式问题，价值论探讨的人类中心论问题，核心都是重新认识当代背景下的人与自然。因此，本文将在人和自然这个大主题内，分别选取近代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两个突出问题，试图作一点探索性的思考。关于近代自然观的问题，我将通过对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自然观的探讨，指出近代自然观中本来应有的人与自然亲和的一面，以及科学理性对后来形成的片面的自然观的影响。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我将通过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剖析，指出环境伦理学与传统道德主题的关联。 　　人文主义的自然和科学的自然 　　环境哲学在论及造成生态危机的文化原因时，通常拿近代以后人与自然分离、人支配自然的自然观作为批判对象。前面提到的怀特及其以后的一些学者深入讨论了基督教文化中人主宰自然的观念与当代自然生态破坏的关系，不少人偏于美化近代以前的自然观，[3]甚至有的人主张建立“生态神学”。另一方面，从理性立场对近代自然观的批判则认为，笛卡儿和培根以后人与自然二元对峙的、机械论的近代自然观是导致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因此，人与自然分离和人主宰自然的观念是造成环境破坏的文化根源。只有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这种认识已经成为环境哲学中文化批判论的一个定式。 　　的确，把人与自然作为两极对立起来，肯定人对自然的主宰地位，是近代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是，这样定性近代自然观是否已经很充分了呢？具体来说，在近代自然观中果真的只有人与自然分离的一面，而没有人与自然靠近的一面吗？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回顾作为近代精神起点的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在崇尚自然的自然主义以及在主张生活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