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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变中探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路径 　　文化对外传播的工作是漫长而又艰苦的，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图书“走出去”的成绩应该被认可，无论它迈出的步伐有多大，我们都应该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做到“和而不同”，应有足够的自信心来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勤劳奋发的现状，以及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愿望，同时，在传播中要注重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2014年11月28日，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承办，中国新闻出版报和光明日报国际部联合协办的“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深入交流中国图书海外发行经验，探讨进一步拓展海外发行的途径，展望未来海外发行的趋势”为主题。图书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同样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据资料显示，在世界文化市场份额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其余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翻译的西方书籍近10万册，而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籍却不到500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多局限于器物范畴，中国的文史哲作品较少被译介出去，而后者恰恰才是应该对外传播的精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当代文学自新时期以来仅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包括海外学者的译介）介绍到外国。由于缺乏文化软实力，中国在国际地位提高的同时未能在更深层面提高其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文化缺乏影响力导致我国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居于劣势，我们的声音往往被西方强大的话语所淹没，我们的主张得不到全面宣示，我们的利益缺少可靠的舆论保障。自2004年中国对外图书推广计划实施以来，中国图书出版业对外输出的观念已经逐渐改变，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何越过国际文化间的障碍，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对外交流成为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笔者立足对外传播视角，探讨图书出版如何破局“走出去”的途径。 　　转变中的“走出去”工作 　　我国文化“走出去”工作，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有针对性、讲究策略；要研究如何克服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以其他国家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能够理解的语言开展文化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十多年的摸索，除了“走出去”的成绩喜人，我们在工作的方式上也逐渐注重内容建设，使“走出去”的文化有吸引力，有品牌度、有穿透力，能够引起国外民众的共鸣。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主导方向的转变。多年来，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一直是我国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对外文化演展、电视频道落地，还是电视节目、影视剧、图书报刊的出口，都是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宣传文化部门的重要任务。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通过加大对渠道拓展工程的扶持力度、扩大经典中国海外出版项目资助范围、实施版权输出全面资助政策、实施“丝路书香”工程以及扩大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范围等措施对图书对外发行工作给予支持。政府支持的形式也由资助翻译费增加到补贴翻译费和出版经费、补贴作家版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等，政府为出版“走出去”提供很多推广、营销的平台和机会，基本形成了“走出去”的立体格局。互办“国家年”“文化年”“汉语年”“旅游年”等，都有效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效果更显著。 　　第二，文化产品逆差势头的转变。从目前的文化贸易状况看，我国的文化产品在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其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贸易进口尤其是国外知名文化品牌引进后回报丰厚，而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却利润极低；二是进出口数量悬殊，国内出口产品难以形成世界品牌。笔者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2013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数据显示上看到：2013年，全国共引进版权18167种，输出版权10401种，其中引进图书版权16625种，输出图书版权7305种，图书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比例为2.3∶1，较2012年的2.1∶1有所加大。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2012年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一直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然而到了2013年，版权贸易逆差却有加大迹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还是因为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减缓了文化产品对外输出的速度呢？我们只能继续观察。 　　第三，图书版权贸易书展的形式转变。随着各种各样的版贸交易会的增多，交易会的主办方根据定位拓展主流营销渠道，创新“走出去”的思路与途径，寻求新的商业发展模式。例如，2014年北京图书博览会活动举办的形式更具国际交流化，正逐渐向法兰克福书展的模式靠拢；2014年上海国际童书展期间，组委会通过举办中外出版机构的交流会，用同一话题不同的形式探讨外国出版社会选择什么样的中国童书在国外出版等话题；2014年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组委会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