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人生轨迹.docVIP

外公的人生轨迹 　　严格说来，这个人于我而言谈不上记忆，但冥冥之中，他与我却有着某种联系，总在我心里有着一些似有还无的东西，挥之不去。 　　有些泛黄照片上的他，显得平和、沉稳，除了眉眼间隐约可见的英气外，我很难看出当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他的考绩评语：“思想纯正，处事有方；策划精细，做事认真”和他有什么关联。 　　这个人是我的外公，摆在我面前的照片，是表姐最近从南京档案馆查找得来外公现存唯一的一张照片。 　　关于外公，母亲过去几乎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及，这是母亲几十年来最大的隐痛，因为外公曾给母亲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伤痛，甚至母亲的忧郁症也与此分不开。我以为母亲早把她的父亲忘掉了，因为有一次在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我曾问过她外公长什么样子，母亲说她根本想不起来了。我想母亲说的一定是真话，1950年参加解放军，当时才14岁的母亲，就离开了她的父母，两年之后，外公过世，而在以后的岁月中。外公留给我母亲的似乎只有无尽的伤痛和麻烦，她对自己父亲的淡忘和记忆的模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当母亲看到那张放大后的照片后，立即脱口而出，是他，然后已是泪流满面。看着母亲那副不知所措、激动的模样，我知道，许多年前埋藏在母亲心底里的记忆全部恢复了。那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兴趣，瞒着母亲将外公的照片带回了我的家，我想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人，这个与我血脉相通却从未谋过面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母亲发现照片在我这里后，立即打来电话要我将照片马上拿回去，而且明确告诉我，不然的话，她会立即赶到我住家的楼上来拿。我一想到年已77岁的母亲，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大热天颤抖着身体爬6层高的楼梯到我住的地方时，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儿，老老实实将照片给母亲送了过去。 　　过了几天，母亲将外公的照片复印了几份，分别给了我和二哥等人。 　　其实，对外公的了解是十多年前在去泸州黄金山公墓，看到舅舅生前给外公立的墓碑上的碑文后才有所知晓，墓碑上的碑文是这样写的“王公树霖字维滋，生于晚清，幼年极穷困，好学成才，毕业于新军弁目队。参加过辛亥革命、进藏抗英，历经护国讨袁、北伐、抗日战争，为救民族危亡，奋斗一生，逝世于1952年。” 　　2014年是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市政协文史办陈子林主任告诉我说，中央第一次提出将原来国民党参加抗战的人和事集辑成册，以资纪念。陈主任希望我能将之前我表姐搜集整理的资料以口述方式加以处理。为此，我专门将表姐采访搜集的资料和母亲这几年为外公搜集整理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开始按陈子林主任的要求进行处理。 　　外公的照片再一次摆在我的面前，我仔细端详着他，想象他活着时的模样，然后将手中众多的资料慢慢串连起来，我突然发现，这个从来没有在我记忆中出现过的人，竟然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从资料中得知，外公幼年好学，喜爱读名人传记和习武，17岁考入清朝末年的四川陆军弁目队速成学校后，与潘文华、刘湘、杨森等人为同学，关系密切，有结拜之交。外公毕业后入伍即为排长，后来在滇军和川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 、旅长、师参谋长、少将副师长、代理师长、中将参议等职。他曾参加过进藏抗英、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为祖国统一和挽救民族危亡而战斗。1945年2月，被国民政府授少将军衔，1946年3月被国民政府授中将军衔，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46年7月，退役回乡，1952年6月消失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1909年，巴塘藏区出现叛乱，清朝政府电令成都混33旅协统钟颖率部入藏戡乱，进驻拉萨。外公与潘文华、唐式遵等爱国青年当时刚从四川陆军弁目队毕业入伍，时任副排长，立即随军进入西藏平定叛乱，驻守拉萨。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潘文华与外公等人率部起义反清。起义失败后，外公与潘文华、唐式遵、徐孝刚等幸存者十余人，从西藏绕印度经香港，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四川。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地出现军阀混战局面，当时四川军阀不少人是外公在四川陆军弁目队的同学，他们纷纷对外公聘以要职，拉他入伙，均被外公谢绝。外公只身到云南讲武堂求学。1915年，外公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了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在滇军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后转入川军杨森所部，升任川军将领，并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战功显赫，直至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中将军衔，在军中有“川中儒将”之称。 　　外公曾出任国民政府下辖的万县、广安、合川、忠县等县的县长。我手中有一份表姐从南京档案馆复印的，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签发，聘任外公为忠县县长的任职书，我母亲王鼎忠的名字就是为纪念外公在忠县任县长所取。 　　1926年四川万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五惨案”（又称“万县惨案”），外公当时正在万县地区驻防兼任海关监督，在应对“万县惨案”事件中，他支持和赞同朱德、陈毅提出的奋起还击的主张，并按照当时四川省省长杨森下达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