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海捕捞，内港养殖.docVIP

外海捕捞，内港养殖 　　丰富的水产资源固然是发展渔业生产的物质基础，而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天然港湾，则有利于发展渔业生产。 　　据旧志记载，早在唐宋时期，福鼎即有渔民出海捕鱼。明清时期，已开发形成了渔场和渔港。乾隆《福宁府志》记载，三都有官井洋，每年立夏节，石首鱼成群应候而来，宁德、福安、霞浦三县渔船往来如织。远近鱼商云集，通宵达旦，灯火辉煌。福鼎海域是闽东渔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台山岛周围的台山渔场为中心，辐射至闽东和浙南渔场。60米等深浅以内，均是渔业常年生产的渔场。而近岸浅海以及嵛山岛周边，又是定置网生产和流纟廉、小钓作业的重要场地，渔场面积广阔，盛产各种水产品。沙埕港又是闻名的港口，可靠泊万吨级船舶；沙埕港延伸直至市区，纵深18海里，形成近10万亩浅海滩涂，则为内港捕捞与养殖准备了良好的场地。 　　《福鼎县乡土志》多处记载沿海居民以从事渔业为生： 　　居民咸舍耒耜以从网罟……以捕鱼为生活计。（《四都分编》） 　　南镇而上，为钓澳、澳腰、后港三村，皆沿海岸，居民颇多……率系业渔。（《五都分编》） 　　每冬末，渔船沿岸泊以百计，旬日间卖鱼者多集于此，俨一市镇。（《六都分编》） 　　古代外洋捕鱼之法，民国《霞浦县志》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一是钓。出海之船大的可容3000余斤鱼，渔工20余人。分两季捕讨，二月至五月止叫作“春海”，八月至第二年正月止名曰“冬海”。春海的饵料用墨鱼切片穿在钓钩之上，冬海则以泥鳅及鲨鱼、带鱼切片为饵。钓捕所获多为鳗鱼、带鱼，都是以钓系绳穿饵联络而下，根据海水的深浅，天气的寒暖，决定下钓的高下。钓带鱼时，有尾衔尾接连而获的。白鳓鱼常在六、七月捕获。 　　二是网。捕黄瓜鱼的叫“黄瓜罾”。黄瓜罾船可载物百余担，也分春、冬两季捕讨。船与钓船一样，也要一大一小两艘，渔民叫作“姑母”“姑子”，左右牵孟纟而围，纟孟长六丈余，所得多黄瓜。当然也有小鱼，渔民叫作“货仔”，更有杂鱼。网捕的产量明显大于钓捕，所以“置之者多”。 　　三是纟廉。《霞浦县志》说： 　　流纟廉之船，春、冬取乌贼，夏、秋之间取鲳、参鱼。其船约载数百斤，纟廉长二丈余，深丈余，下以石子或铅为坠，随流拖而得之。其于马鲛也，亦以纟廉上以竹或木为编，下以石为坠，亦随流所往，马鲛一触而着之。 　　四是笼。《霞浦县志》说： 　　乌贼之捕也以篾笼，其为候也以清明后。笼圆形，径约三尺余，深尺六寸，圆周皆六角，孔寸大，上下各放一口，周围倒?E篾之软而尖利者绕而倒拥之，口大如其笼，末散而整，软而能入不能出。捕乌贼时，笼之横面缚以索，置石子其中，放海岸之底。凡乌贼牝者每春于岸边孳卵，遇有中空，一见而入之，为?E所制不得出，作声谷谷，其牡者闻声连类而入，多至满笼而止。于是取其笼，或多或少而揭之。亦有放乌贼于中为媒介，置海岸，有时成群结队泳入于笼中，候潮退取而捕之。 　　不同的捕捞场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工具；不同类型的工具，所使用的捕鱼方法也不同。渔具和渔法的进步是渔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清代郭柏苍《海错百一录》也记载有非常详备的渔具和渔法，除了《霞浦县志》介绍的钓、捕、纟廉、笼之外，还有扈、纟孟、缉、罩、步取等等。扈是海边捕鱼的一种渔具及方法，有以石砌，有用竹栏，其捕鱼方法是涨潮时鱼自然游入扈内，潮退后为扈所拦不得脱，即可捕获。纟孟是一种大网，“大者高二丈许，广百余丈，下纟孟之法，延袤竖竹杠，视纟孟悬摇动，则水满而鱼入矣，以艚（小船）打锣，鱼闻锣声匿纟孟中，收纟孟而鱼得矣。” 　　《霞浦县志》说，渔季通常“二海”而外，夏秋五、六、七等月，小钓船、罾仔船等，在内洋捕取白鳓、白巾等，不敢驶出外洋，主要是怕这个季节时发台风的缘故。大钓船也是在五、六、七等月歇季，也是怕台风。捕鱼之船有大有小，但名目不一，据《海错百一录》记载，有竹编网船、旋编船、竹编舱船、拖钓网船、手摇钓船等，“渔者各有其技，各乘其船，各取其鱼，非一船能取诸鱼也。”可见当时已有多种类型的网渔船和钓渔船，而且渔船及渔业生产已趋向专业化。“渔人之于海也，觇云知风，占候知性。节气以阴历为准，豪者付本，佣者倘或不测，偿有定例。”而且“捕获之后，或鲜、或腌、或鲞，类皆因循旧法，而宁属远近之商常来置办。今有冰鱼之法，以冰而达之，销路益远”。 　　再说养殖。早在宋代，福鼎秦屿、沙埕一带渔民就在滩涂上“划块”进行贝类养殖，但方式落后，产量低。明清时期，沿海海水养殖已比较兴盛，成为明清时期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明代郑鸿途《蛎?考》云： 　　福宁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籍海为活……独竹屿孤岛，无田可耕，无山可垦。宣顺前，渔箔为生，成弘后，箔废而蛎业兴……竺竹生蛎，仅余百年。 　　民国《霞浦县志》记载： 　　蛎为南区特产，涵江、沙江、竹屿、武岐居民，以蛎为业，始于明成化间（1465―14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