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输财 共赴国难.docVIP

大义输财 共赴国难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人民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除募捐、献金和购买公债外，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人民尽最大的努力，负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50%，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又一光辉篇章。 　　募集战时公债，认购建国储蓄 　　为了争取社会游资以坚持抗战，从1941年3月起，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兴起战时公债劝募运动。这次劝募的公债有两种，一是军需公债，从1940年起发行，在全国发行数额为国债12亿元;另一种是建设金公债，从1941年起发行，总额为1000万英镑，5000万美元。 　　为了响应战时公债劝募运动的开展，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多次举行会议，商讨运动开展的方针、政策、计划等。社会各界名人积极支持和宣传该活动的开展，在市政府先后举行了5次劝募专题讲演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的讲演，他指出：“在目前日寇急于南进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集中全中国的力量，把可用的人员都动员起来，把已经动员起来的人都用在反攻日寇的战争上面去;第二，集中全国的财力，把一切游资存款，都用在购买军火，促进生产的事业上去。把一切放置未用的资源物品都开发出来，全都用在反攻日寇战争上面去……”中国共产党也积极支持公债的发行，经济学家、《新华日报》编委许涤新撰《劝募战时公债》一文，强调国民政府最近发行的两种公债“是水泥，是雨露，是火焰，它具有增进全国人民团结力的凝合作用，具有加速增长全国物力的滋培作用”。 　　全市大中小学生纷纷出动，走向社会，深入工厂和乡村，四处劝募公债。3月13日，南岸民众在弹子石举行劝募会，一个小学生主动登台讲演，面对到会群众及各界代表两三千人，侃侃而谈，要求“每人购债10元为标准国民”，台下响应者众多。重庆各地的宣传活动也迅速开展，小龙坎、磁器口、新桥、山洞、弹子石、黄桷桠、海棠溪等地都分别举行了宣传动员大会。 　　在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动员之后，重庆于4月份开始进行公债认购，各阶层认购踊跃。在四乡召开的募债大会上，农民参加者占大多数，每当大会举行讲演及游艺节目时，农民纷纷认购公债;工人阶级在劝募运动中的表现也很突出。如纱厂童工，每月仅10多元工资，但都认购了10元公债1张。而据《新华日报》1941年5月6日报道，各业工人“将血汗所得，尽量认购军需公债，其数共达14.6万余元，认购人数普及数万”等;学校以南开中学为代表，在学校教职工、学生和其他人员中，开展了募债竞赛活动，积极购买债券，共募得4万余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认购债券1000元;江北市民张栋臣将自己工厂生产的自由药皂大批发售3天，所得货款全部认购了债券。 　　重庆募集战债活动深入到全社会各阶层，运动全面展开。5月26日，重庆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劝募成绩大会，对劝募运动第1期工作进行总结，经最后统计募债数为1.2亿元。至1942年2月为止，重庆美金公债劝募已达1000余万美元。重庆各界人士踊跃认购，使募债总额始终为各省市认购额之冠，居全国首位。 　　为了支持抗战，重庆各界除积极认购公债以外，还积极倡导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号召市民“要将有余的财力，节约出来，集中一起，加强我们抗战的设备，增进我们的生产建设”。 　　据统计，从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28日为止，重庆各界开展节储竞赛，共达3183万元。1941年1月28日至6月底，重庆各界认购建国储蓄券6703万元。6至8月，储蓄存款总额为8500万元。据统计，从节储运动起至1942年7月17日为止，重庆节约储蓄额总计达3.6亿元，其中国币储蓄券2.18亿元，美金储蓄140万元，普通储券1亿元。 　　经过各界群众的共同努力，重庆的建国储蓄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主要用于军费开支、抗战开发建设和战时行政事业开支等，为抗战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大后方献金运动开展如火如荼 　　抗日战争中，重庆人民不仅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战，而且还节衣缩食，踊跃参加政府和民间的各项募捐、义卖、捐献活动，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 　　重庆献金始于1937年。这一年，重庆人民欢送川军出川抗战，目睹广大官兵身着单衣短裤，脚登草鞋，可谓“日不能避风雨、夜不能御寒冷”。大家深深为之感动，故而节约献金以援前方抗战的运动由此开始，以后每年按期举行，从不间断。1937年12月26日，重庆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举行了劝募游艺大会，掀起了重庆献金运动的高潮。 　　1938年，重庆又举行义卖献金活动。12月13日，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确定了义卖献金的3种组织形式：一是筹办义卖献金市场;二是商店自行举办义卖;三是组织流动义卖献金队。很快，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以及私人掀起了捐献新旧货物或艺术作品的热潮，纷纷将义卖所得交中央银行转呈财政部，以支持抗战的经济需要。 　　1939年，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发起组织了节约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