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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构本土文论体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问题的由来 　　近些年来，有关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现象“失语”乃至面临“应用危机”问题的讨论抑或争论颇具广泛性。一时间众声喧哗，异声四起，种种不同的见解与阐释纷纷涌进这一研究领域，时下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 　　2004年9月，作家刘斯奋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的文章，可视为引起这一问题讨论乃至争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刘斯奋深感传统的文论体系对现时的文学创作已经“失语”，也就是说传统的文论体系对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已不能加以解释和发挥作用，作家们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已基本脱离了传统文论体系的规范，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且复杂多变的发展趋势，甚至受到市场经济的驱动或制约，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实。刘斯奋认为：“市场经济已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并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生产领域，文学的核心价值――审美价值已经边缘化，代之膨胀起来的是媒体操作、网络文化及其视像形式表达。”①如此种种，便导致文学价值失范以及文学评论对创作实践的“失语”乃至传统文论体系濒临“应用危机”等问题的凸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拿来主义”甚嚣尘上，使大量的、有益和无益的、能用和不能用的西方文论全盘席卷而来，成为左右中国文论研究及文学创作走向的“巨无霸”。正鉴于这种思考和忧虑，所以，刘斯奋在认为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同时，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现全新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文论体系，这个文论体系将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观念、方法、范畴和术语体系，从而重新发挥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② 　　刘斯奋的思考及其提出的问题，继而在文学界乃至学界较大范围内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或争论。在这场讨论和争论中，有关专家、学者虽然对刘斯奋所谓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说法不予苟同，甚至认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等，但对刘斯奋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的主张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於可训认为：“‘瓦解’说过于言重了，但传统文论面对挑战是事实。当下的文学创作活动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外来理论的冲击也的确很嚣张。现有的文论体系作为一种历史形态还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许多陈旧、僵化的命题的确需要调整和更新。”③张志忠也认为：“如果说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某些文学命题已经“瓦解”倒可以接受，但不能说现行的所有的文论体系都‘瓦解’了，只能说一些僵化的、简陋的、庸俗的社会学的话语已被扬弃，但有的命题诸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问题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建立新的文论体系也的确势在必行，但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加以全面的总结和吸收，并要与其他相关学科保持互动关系。”④刘春青的看法与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多元化的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文论体系，建立这种文论体系既要全面吸收新的理论资源，又要全面总结新的文学经验，并加以透视，使之提升为新的理论形态。”⑤ 　　2005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又集中刊登了钱钟文、钱竞、李春青等著名学者探讨文论问题的文章。钱钟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并认为“前苏联体系”的确已经“解体”，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可以说，诸如此类的争论此起彼伏，“莫衷一是”，一度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乃至“话语狂欢”的局面。尽管如此，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现行的文论体系受到怀疑乃至否定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了文论研究领域的前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如何建立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问题已迫在眉捷。虽然各种见解与阐释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论重建及其文学创作、高校文论教学等实际应用问题，目前仍然处于论争与探索之中。虽然有权威立言、有行政干预，却也于事无补。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命题的研究，不能迷信权威及其依赖惯性思维，更反对行政干预，而重在尊重客观实际及其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要讲究科学性和实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蜕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传统观念及其具体命题需要注入什么样的新鲜血液乃至如何进行创新尝试等问题日益突出，所以进行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开拓，就显得尤为迫切。否则，现行的文论体系与当下呈复杂多元的文学创作现象严重脱节的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如此，不仅会影响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而且还会影响到研究领域乃至高校文科范畴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教学方面的效果等。 　　二、“中国化”文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路径 　　探讨如何解决文论重建之“中国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乃至浅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同时也属于一个深度学术层面的问题。简单地说，构建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首先就要体现中国特色、民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