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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像的缺席：秦兵马俑 　　一 　　战国青铜壶上出现过的军队侧影，到了秦代，一下子放大成兵马俑的浩荡战阵。 　　不再是器具上的图像，而是宽银幕、IMAX、3D电影。 　　我是在冬日里前往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的，那一天，狂风呼啸，我脑瓜冰凉。我看到的景象，就是两千多年前，东方列国的兵卒们看到的景象。 　　秦军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两个字：死亡。 　　秦兵马俑，与长城、故宫一起，成了中华文明最著名的标志，也是最具“纪念碑性”的存在，因为它们都“与永恒、宏伟和静止等观念相通”{1}。但它们的永恒、壮丽，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依托于群体完成的。无论兵马俑、长城，还是故宫，全部是由单独个体反复叠加所形成的庞大整体――兵马俑总共包含了七千多个人物塑像，故宫是由九千多间房屋组成的建筑群，长城虽然可以算是一座单体建筑，但是它绵延万里，过于浩大，因此也是通过对一些基本单元（比如墙身、敌楼、烽燧等）的不断复制来一节一节地伸展的，因此，它也是一道复合的墙、一个复杂的建筑综合体。顺便说一句，古代中国人一向是通过平面的铺展来实现他们对于宏伟的想象，而很少表现出对于高度的野心。 　　只有近距离观察，我们才能透过那些兵俑的面孔，辨识个体之间的差别，就像我在卢浮宫看到的那些古希腊的大理石人像，那些花岗岩的脑袋，却让我在石头的冰冷表面下，感觉到血的流动和肌肤的弹性。我感觉那些石像是有灵魂的、有感情的，甚至认为它们随时可以开口说话。兵马俑也很逼真，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故宫研究院学术顾问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在他著名的《万物》一书中评价兵马俑：“在眼睛与胡子等容貌特征上表现各异，显示出丰富多彩的个性。” 　　在故宫博物院雕塑馆（慈宁宫）里，只陈列着两件秦代兵俑，不如西安兵马俑博物馆那么排场，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凑近去看，看它们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可以与它们窃窃私语。在西安城的兵马俑博物馆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那里，兵马俑是作为整体出现的，但在故宫，它们却是个体，是单兵，我们可以问询它们的年龄、籍贯，打探关于那个时代的小道消息。 　　二 　　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缔造这支军队，是为了炫耀他无可比拟的人间权力。巫鸿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骊山陵中金字塔式坟丘是秦始皇个人绝对权力的象征。”{2} 　　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假如秦始皇是为了突出他的个人权威，那为什么不干脆建造一个巨大无比的个人塑像让世人崇敬和瞻仰？ 　　假如我们把视野放大，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巨型雕像，在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中都曾经出现。在四五千年以前的尼罗河畔，人们不仅制造出了二十米高的狮身人面像――司芬克司，同时，也把最宏伟的雕像献给了人世间的王――法老胡夫。三千年前，在古埃及以东、亚洲西部的古巴比伦，也铸造出了被称为“世界四方之王”的阿尔贡一世的青铜头像。与春秋战国时代相平行，在爱琴海温煦的海风里，古希腊人发现了人体之美，雕塑家米隆在公元前五世纪创作的《掷铁饼者》，肌肉男手持铁饼蓄势待发的那副动感，在今天仍被当作体育运动的绝佳标志。但是，在中国，造型艺术历经夏商周秦四代，早已进入辉煌之境，人像艺术也已从怪力乱神和动物世界里脱颖而出，但截止到秦代（乃至以后更长的时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尊巨大无比的个人塑像。 　　我们说过，在商代，人们认为祖先都是神灵变的，所以神和祖是不分的，青铜器上的纹样符号，很多就是代表不同氏族和家族的徽号。据此，蒋勋先生认为：“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国人是以部族的共同符号（图腾）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把‘伟大’的概念与个人结合的。人，在死亡以后，统统归回到一个共同的图腾符号上去，是巨大的龙或凤的种族，强调的只是龙的符号，而不是某一个个人。”还说：“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中国人并不喜欢替自己立像，立像留影仿佛是人死后的事，这自然和中国俑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3} 　　假如我没有曲解蒋勋先生的意思，那么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在那个古老的年代，生产力不够发达，人是要抱团取暖的，主要依靠家族和集体的力量，而不能强调个人主义。 　　我想这是对的，但问题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个人崇拜，越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这个世界就越是流行崇拜，只不过人们崇拜的对象由万能的神灵，过渡到封建君王。这样的例子，史书里比比皆是。那么，对于君王的这种崇拜之情，为什么没有物化成巨大的塑像呢？ 　　三 　　在秦始皇陵，我看到了巨像的缺席，这让我心里很不踏实。至少在我看来，这很不合逻辑。秦始皇苦心孤诣地打造自己的陵墓，塑造的却是普通战士的群像。我想这一定不是因为他谦虚（他以“始皇”自居，就说明他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相信他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其中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原点上――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