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空间的文学书写.docVIP

巴士空间的文学书写 　　摘 要：尽管辛格的《巴士》和张爱玲的《封锁》出现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学视野中，在这两个文本中，却同样彰显着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给予人不同的心理与生理、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层面的生存体现，与此同时，空间还是权力的容器，用它随身携带的价值和理念框架、挟持该空间的人。 　　关键词：空间叙事 《巴士》 《封锁》 　　 长期以来，在人文社科研究中，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并不对称，在时间―空间坐标中，人们往往向线性时间一极倾斜，而空间则被忽视、漠视和挤压。20世纪后半期，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眼光投向该领域。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成为重视空间研究领域、开拓空间研究的重磅之作;此后，福柯的“异域空间”、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爱德华?苏贾的“第三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空间问题，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转向空间。 　　 国内对空间思想的关注与学界对西方相关成果的积极译介和研究紧密相关。2000年以后，相关译著日渐增多，其中包括包亚明主编的“都市和文化”专辑，景天魁、朱红文主编的“时空社会学译丛”等，国内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专著，如吴冶平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童强的《空间哲学》等。空间理论和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结合，形成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空间叙事学就是其中之一。学者龙迪勇认为空间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学者董晓烨等梳理了文学空间和空间叙事理论，学者程锡麟等运用叙事空间理论重读了一些文学经典作品。空间叙事学，这一尚待完善的新兴领域，为我们解读中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空间可以成为我们思维与经验的关键词。尽管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的《巴士》和张爱玲的《封锁》出现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视野中，却同样彰显了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给予人不同的心理与生理、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层面的生存体现，与此同时，空间还是权力的容器，将它随身携带的价值和理念强行赋予每一个被该空间框架、挟持的人。不过，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却可以成为隐伏的裂口，生产出自我的“他者”，对抗日常空间的挟持，尽管这种对抗是暂时的。 　　 一、巴士空间的诉说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并不是静止的、不动的，它不仅仅包含事物，也包含事物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并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从而从根本上扩展了空间的内涵，并将空间的单元划分为物理空间、思想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小说中的物理空间既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又是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和背景。{1}叙事学家图兰认为：小说中的场景不仅可以充当背景，还可以影响人物的行为和塑造。{2}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场景不是静止的、固定的、非辩证的，空间和叙事可以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而在《当代叙事学》中，华莱士?马丁也指出，创造可信的陌生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旅行，“到处活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3}。《巴士》和《封锁》都以旅行母题为叙事手段，将小说的主要场景设定在以现代交通工具为主所构成的特定空间。巴士也好，电车也好，都形成了有别于日常的物理空间，而在这物理空间的更迭中，人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辛格的《巴士》中，（隐含）作者采用了个人型叙事声音，在“我”的叙述中，“时间的表现手段被作者有意识地弱化，叙事的空间特征则相应地得到了强化”{4}。失恋的“我”为了排解失恋之痛，搭乘一辆巴士，进行为期十二天的西班牙之旅。在旅途中，交通工具巴士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故事中最先出现并贯穿整个故事进程的最重要的物理空间。按照巴士司机的要求，乘客每天交换座位，好让每位乘客都有机会拥有最佳的观光视野。由于“我”是独自出行，所以有机会在更换座位的时候结识不同的乘客。在途中，“我”结识了韦尔豪弗夫妇和麦塔隆夫人以及她的儿子马克，并和他们发生了一段故事。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同的餐厅、旅馆、马车、夜总会和火车等诸多的物理空间。随着空间的变更，旅程在继续，故事在发展，“圆形人物”得以塑造，空间的聚焦效应、生产效应也得以彰显。“空间生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也体现在空间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上。”{5}“我”、韦尔豪弗夫妇和麦塔隆母子构成了一个与犹太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群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中，人们彼此交往和碰撞，从中折射出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和生存困境：“同化”与“异化”，“规训”与“逃离”。犹太人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融入社会的主流群体，他们中有的人是被动的，如有纳粹难民营经历和非犹太人结婚的麦塔隆夫人;也有主动要求被同化的，如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少年马克。而在他们被同化的同时，与之密切接触的人也在被其同化，如韦尔豪弗先生和麦塔隆夫人。在规训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