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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西人文交流和对话的新时代 　　【开栏的话】 从本期起，本刊新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专栏。这个栏目试图通过总结近70年的重大实践经验，聚焦和回应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实践问题，进而寻求具有普遍阐释力的观念和理论，为中国的未来进程提供理论的指导，为人类文明的进展提供多角度解释和中国方案。中国学术话语既是当代的，又是历史的，也即既要直面中国当下的重大问题，又要植根千百年历史脉络。因而其既是中国的，又是人类的，由中国为目的、世界为方法，转变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既是学术的，又是思想的，它立足于坚实的大地，旨在探求和提炼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其始终如一的目标，是人类社会之具体总体的价值和真理的追寻。如能通过学界的努力，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国际社会的困局提供一点力量，将是我们的期望，也是学界的期许。 　　作 者 1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北京 100732） 2 西奥?德汉，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鲁汶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欧洲科学院执行委员会委员，《欧洲评论》主编。 　　译 者 生安锋，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张江：欢迎德汉教授来到中国，和中国学者交流关于国际学术发展的一些新进展。同时也感谢您对中国学术的进步给予的极大热情。 　　德汉：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并受到像您这样的著名学者的热情接待。我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十分好奇，同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评论。 　　“文化追随贸易”：中西学术交流逆差巨大 　　张江：如果就文学理论而言，我有两方面的感受。一个是西方的学者非常关注中国。中国的人文学科在1980年代之后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西方当下的各种人文学科的理论开展了大量的翻译、传播和借鉴工作。但比较而言，我们切实地感觉到，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了解和把握，比西方对中国学术的了解和把握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这个落差非常大。就人文学科来讲，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只要是西方或国际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出版，或者重要的观点一出现，中国几乎是同步译介过来，中国各种媒体也会有迅速的反应。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学说和观点。到了国外之后，我们也感到，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但对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著名学者的成就及其本人，则了解得非常之少。 　　德汉：是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张江：对于这一点，我们的体会很深。中国学界和学者也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许多优秀学者不断地把中国的学术成就，包括他们本人的学术成就介绍到国外去。但是，与中国学界接受西方的学说和理论的情况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差别实在太大。从中国历史上说，包括与一些学者所鼓吹的民国时期和当下学术的宽松度和开放程度相比较，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宽松、这么开放的环境，但是我们学术上的“输入”和“输出”，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几乎不成比例。 　　德汉：是的，那时也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创立的时期。 　　张江：毫无疑问，我们以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来接受西方各种理论中的优质的、合理的资源，我们也用它们确确实实地推动了中国的学术事业的巨大进步。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什么焦虑的话，或者说有什么期望的话，首先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希望中国的学术成就和学术事业的进步，中国学者所创造的重要思想，能够更多更好地传播到国外去，从而与国外的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德汉：我想对这种不平衡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之一就是语言问题。中文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对外国人而言，汉语的书写系统尤为困难，这大概是一个障碍。因此我认为，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汉语翻译成外语，首先是英语。其次，我也看到，中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正在增长。1980年代开始开放，到现在开放力度更为空前。当然，从1980年代到现在，时间也是很短暂的，不过30多年。所以说，如果我可以做个比较的话，美国的文学理论当下处于主导地位，但它花了150年的时间才取得了这种主导性地位。当然，这种比较并不是完全奏效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就经济主宰方面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政治主宰和军事主宰，在美国20世纪的发展和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方面，可以找到一种相似的关系。因此我想，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的思想和理论也将能够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这里我想指出两点。首先，西方理论并不是同质性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譬如说，恰恰是由于美国的主宰地位，西方内部也存在不平衡。大量的法国理论、德国理论以及其他国家的理论只有被翻译成英语后才为世界所知。因此，在西方内部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很多来自欧洲小国或者小的文化理论成就在西方也不为人知，因为它们没有被翻译成英语。第二点，这种现象就像托马斯?库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