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出版史料中的编创关系.docVIP

当代出版史料中的编创关系 　　编辑与作者的交往，是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哲学化的说法，编辑与作者是编辑出版过程中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最近重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史料，体味几桩编辑公案中因编辑修改稿件而与作者产生的恩怨契阔、是是非非，对复杂微妙的编创关系以及其中编辑“何以自处”的身份定位与甘苦，更有深一层的理解。 　　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三十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苏福忠，出版了自己的编辑经验谈著作《编译曲直》（商务印书馆，2014），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的文字鲜活之书。开卷第一章即为《编辑这个职业》。与当下诸多编辑出版学理论著作中将编辑无端拔高、定位为种种“高大上”的形象与角色不同，作者平实地认定“编辑是文字工作的守护神与清道夫”，编辑的使命只是如此几件事：改正错误、改掉病句、正确使用标点、把关注释、润色文字。其他暂不说，就说“代人捉笔”和“代人修辞”这两种编辑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做法，“实质上都是超出了编辑职责范围的业务”。“代人修辞”，作者举的例子，是编辑将当代作家孙犁的名篇《荷花淀》中“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径改为“牵肠挂肚”而导致生性散淡的孙犁愤而上书要求改回的事；“代人捉笔”，作者举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名编辑龙世辉将一堆粗糙的《林海雪原荡匪记》手稿，打磨成名垂书史的《林海雪原》这一经典编辑案例。熟悉当代文学编辑出版史的人大多知道，因为作者丰富的战争经历，《林海雪原》的原稿有着革命英雄叙事天然的可读性，但毕竟初事长篇写作，作品艺术与文字并不尽如人意。苏福忠在文中说，梦想当作家的曲波把这样的原稿投到出版社来，“按今天出版业的风气，他的稿子死定了，没有人会对一摞原始材料感兴趣”，但是，那时候的编辑“空想非非，以为只要我们扶持‘红花’，‘红花’就会永远开下去”。曲波在应出版社要求修改过一次后忐忑交稿时仍自谦地表示：他只读过六年书，改起来有一定困难，恐难达到要求，还需要出版社进一步加工。像大多出书心切的作者一样，他委托编辑部对稿件全权处理。出于编辑的责任感与对文学的热情，更出于那个年代把编好革命英雄史诗当作党交代的政治任务的高度觉悟，龙世辉费时三个多月，孜孜?L?L，全力投入，修改增删，整理编校，终于将小说打理得像模像样。小说出版后，一炮走红。一举成名的作者曲波为表示对龙世辉为人做嫁衣的感谢之情，特意挑了一精装本赠送给他，并在扉页上郑重致意：“在英雄们事迹的基础上，加了您和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友谊和它一起诞生。”当时的社长王任叔调阅了饱含着龙世辉心血的编校样稿后，下令正式授予他编辑职称，工资提升两级。一部《林海雪原》，成就了作者、编辑与出版社，可谓皆大欢喜。 　　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文学成为社会情绪表达的重要渠道之一，梦想当作家几乎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而由于革命战争甫定、语文教育程度较低等原因，从各行业冒出的作者写作水平普遍有限，作为职业把关人的编辑为热情有余而水平不足的作者费心改稿，成为文学编辑出版界的突出现象。从文字规范方面不厌其烦的细节修改，到《林海雪原》《红岩》等革命史诗编辑出版过程中的“深度介入”，再到“工农兵作家”“三结合”写作等特定历史潮流中编辑为扶持“文学新人”而勉力甚至违心以从的尴尬与无奈，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构建起了一种特定的编创关系。如今回望总结，对于龙世辉与曲波这样密切合作却边界稍显模糊的编创交往，苏福忠理性地认识到：“功劳归功劳，编辑与作者建立这种关系，却不是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后来在政治高压下发展的情况是，编辑不管怎么要作者改，编辑自己怎么改作者的稿子，都视为正常。随着政治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这种专业上的修改转变成政治上的修改，而且理所当然……编辑和作者的这种特殊关系并不正常，只应该算作新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苏福忠所反思的，是编辑与作者关系不正常导致编辑充当政治工具而丧失主体性这一可怕后果。其实，这种不正常的“友谊”能否长期维持以及编辑能否真正获得作者尊重与职业尊严，亦很可疑。事实上，没过多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至上”的政治氛围中，马上有读者指出《林海雪原》中关于少剑波和小白鸽的恋爱情节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亦有专业批评家认为爱情描写“累赘，损害了小说”。说起来，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本是龙世辉在编辑过程中费力帮助作者将这一情节丰满完善的重点部分。1959年小说再版时，经过反思的龙世辉接受了读者意见，抱着后出转精的编辑职业追求，决意对小说进行修改。恰逢曲波出差在外，龙世辉就没有征得其同意，像初版时接受“委托”而自由编辑一样，自行对书中的恋爱情节做了删节修改以淡化爱情描写色彩。孰料再版后，见到样书的曲波大怒，告到出版社的上级，龙世辉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当代学者李频在其成名作《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辑历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中，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