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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经典化之可能 　　 文学经典化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颇为暧昧尴尬的问题。2006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曾在国内引发极大争论，并且还冲出了学界成为全民参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顾彬随后解释称媒体歪曲了他的原话，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确一时成为甚嚣尘上的时髦论断。然而，时隔不过六年时间，中国作家莫言就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诺贝尔文学奖在全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来说，莫言的此次获奖无疑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最起码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种积极肯定，莫言的获奖无疑也是对顾彬言论的一个有力反驳。 　　 一个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颇值得国人欢欣鼓舞的事了，中国人的一大情结――诺奖情结自莫言得奖得以缓释。一个文学奖项之所以会在国内引发这么大的反响，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之外，也与国人的特殊心态有关。“文革”浩劫让中国各方面发展均处于滞后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国人更是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因此除却向他国求教之外，国人更有一种渴望被世界认可、融入世界的愿望。所以我们发现，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作品，国际性的奖项总是更容易引发国人的关注和热议。如果说奥运会、世博会的召开满足了国人的奥运世博情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肯定，那么，莫言获诺奖则说明了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另外，还需注意的是，早在莫言获奖之前，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就已经凭借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虽入法国籍，但他主要还是使用汉语作为其文学书写的方式。如若撇开国籍，仅从写作语言这个角度来看，前后相距不过十二年时间，就相继有两位用汉语写作的作家获得诺奖，除却“欢欣鼓舞”之外，这一事实也颇值得咂摸。诺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西方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高行健和莫言这两个汉语写作者的获奖足以证明现代汉语写作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其成就也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另外，在高行健和莫言之后，中国作家阎连科又喜获2014年度的卡夫卡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设立于2001年，虽然创设时间不长，但其历年评选出的作家均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实力作家，卡夫卡奖曾多次与后来颁发的诺奖得主重叠，比如2004年获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和2005年的哈罗德?品特。此外，诸如村上春树、哈维尔、阿莫斯?奥兹等重量级作家亦是卡夫卡奖得主。就评选结果来看，卡夫卡奖无疑已经是一个拥有相当权威性的奖项。阎连科的获奖，无疑再次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足以与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对话，百年汉语写作确实达到了一定高度并且获得了世界认可。 　　 其实就文学经典化的问题，学术界已有过讨论。2005年，在中国小说学会第八届年会上，就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毕光明通过对一些短篇小说文本的分析，指认一个小说经典正在生成时代的到来，而山西大学王春林则从自己近几年来对长篇小说的追踪式阅读体验来确证毕光明观点的合理有效性。他认为最起码如莫言《檀香刑》、王蒙《青狐》、贾平凹《秦腔》、格非《人面桃花》、阎连科《受活》、刘醒龙《圣天门口》、李洱《花腔》等，均可被视作优秀的带有明显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从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来看，我们似乎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身边有巨人存在，有杰作产生。这样的一种漠视当下文学现实的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样一种文学现实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学、小说经典生成的时代正在到来。”①那么在莫言、阎连科等作家得到西方世界认可并获奖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文学经典化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呢？因为有过长期追踪并研究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积累，在我看来，莫言并不是当代文学的一座孤峰，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当代中国文坛的大气候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肯定莫言小说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莫言的获奖，与他背后所实际存在着的一个汉语写作高原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剥离的重要关系。就我自己一种长期的阅读理解，我觉得，最起码如下这些中国作家的实际写作水准，也都已经达到或者说接近了诺奖所要求达到的那样一种思想艺术高度。请让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罗列在这里，他们是贾平凹、王蒙、史铁生、王安忆、陈忠实、阎连科、韩少功、张炜、北岛、铁凝、李锐、于坚、格非、阿来等等。毫无疑问，无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获奖，一点都不会显得很意外。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与莫言一起，以他们足够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