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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四海说陈胡 　　陈独秀 （1879 ―1942），新文化运动旗手，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安徽怀宁人，字仲甫。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 《青年》 杂志，后改为 《新青年》。其在发刊辞中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一开始就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向来考虑中国的改革。后和胡适等以 《新青年》为阵地，推进思想启蒙运动，掀起绚烂壮丽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旧时代最后的送葬者之一。 　　1917年年初，陈独秀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 随之迁京。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 《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先驱者。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显赫名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重创，于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对革命悲观失望，又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反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1942年于穷困潦倒中，死于四川江津。 　　“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这是当年武汉大学校长王抚五说的。胡适、陈独秀多姿多彩的一生，是现代中国历史舞台多姿多彩的一个缩影。“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们都是在同时代乃至后代人的误解与曲解中走完了一生，他们甚至对此没有来得及或不屑做一点辩白与校正。特别是胡适，他是个灵魂的孤独者，与他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和人存在着隔膜。陈独秀的激进和狂飙式的思想革命，太过天真浪漫，使他常处荷戟独彷徨的尴尬境地，骨子里也是孤独的。 　　胡适和陈独秀是在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序幕的冲锋陷阵中走到一起成为战友的。后来，胡适和陈独秀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分道”而不“扬镳”。他们的命运是一面镜子，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胡适，是无产阶级政治需要。因为胡适“他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有很大的地盘”（《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对胡适批判的片面性，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他非但没加以引导，反而希望批判搞得火药味浓浓的，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仰和锐气，让他们不要再以代表“民族理性和良知”自诩，而是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他认为批过之后，无非在21世纪再为他恢复名誉。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都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又曾说：“说实在话，应该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龚育之《党史札记》） 胡适和毛泽东，本是相知的人，彼此心中都有数。 　　（一） 　　1917年1月1日，陈独秀主办的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五号，因发表了一篇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郑振铎将之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最初“发难的信号”。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冲破旧文化的沉沉黑夜，向新世纪跨出了惊世骇俗的第一步。 　　早在1916年10月，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便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陈独秀对此大为赞赏，“欢喜赞叹，莫可名状”，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立即编发在 《新青年》上，并专门撰写跋文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界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见其成，则大幸也。” 　　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在下一期 《新青年》 上，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 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陈独秀之文，内容上比胡适更“革命”，态度上也更坚决、彻底。但陈独秀却称“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表现出谦逊待友的胸襟。但，陈独秀对论争的对方，却不讲一点客气和策略，比如陈独秀于1917年4月9日，答胡适的信中说，对改良中国文学，“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让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胡适，为他这位朋友的“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后来，事实证明，正是陈独秀“老革命党的口气”和他这位革命家做的大力宣传与推波助澜，才将白话文运动，弄成声势浩大、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运动。 　　1918年，胡适的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一文，发表在 《新青年》 第四卷第四号上，把白话文运动提高到新的理论高度，郑振铎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争论集导言》 中称胡适这篇文章是“文学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学美国七年，在大洋彼岸高举新文化火炬的胡适，于1917年7月10日回到上海，先回老家安徽绩溪县上庄看望故乡和老母后，9月10日，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北京大学成了胡适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摇篮。 　　胡适与北京大学有太多的巧合：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