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面对现代苦难.docVIP

当文学面对现代苦难 　　底层叙事涉及很多争论性话题。但不少争论纠缠表层，而它们恰恰需要深层剖析。 　　比如何谓“底层”？我们通常只看经济收入，这种经济主义实际显示了被话语环境制约的暧昧。很多人不穷但没有社会话语权，其公民地位是否也在底层？即使同一阶层也是分化的。按国内情况，高级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属强势群体，但跻身权力者（现代国家组织的一个标志就是产生了大量技术官僚）与一般书斋学者，话语权也天壤之别。这也使《一地鸡毛》的小林厌烦的小公务员职务，成为众多大学毕业生首选职业。求职难日渐突出，昔日“天之骄子”也可能成为底层人员。同样是农民，发达城市周边农民靠卖地致了富，穷山恶水的农民则完全是另种情形。由于话语环境导致相关研究瞻前顾后，诸如此类话题也变得似是而非。 　　又比如何谓“底层”言说？由于底层缺乏话语权，底层叙事只能是文人舞文弄墨，因此有人指责底层叙事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说三道四，根本不理解底层的真正感受，甚至认为鲁迅写农民也是隔靴搔痒。有切身体会是利于创作，但不能说没当过官的就写不出官场，没从过商的就写不好商业，妓女最好让嫖客写。如果强调言说者身份，那当年的工农兵文艺应该道出了工农兵真实感受，但事实如何呢？从作者出发是种很不可靠的“文如其人”说。正如韦勒克曾指出，看重作家经历的“传记研究”虽然能够说明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但这种“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的古老文学研究方法也存在有限性和不可靠。创作与做人的区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总认为欧美新批评的文本分析存在封闭性，切割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其实不然。任何文本分析都不能不涉及外部世界的参照。 　　不管谁是底层，谁在言说，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言说”本身，需要深入其间看看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表现了什么看法。就底层叙事情况看，其思想矛盾与倒退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它们不仅包含了重要的现实理解与价值取向，而且涉及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历史思想问题。 思想矛盾与价值指向 　　底层叙事描述的主要是乡村农民和进城民工的艰难困苦，少量作品涉及城市下岗职工的生存尴尬。由此很多作品都着力描述了底层苦难，出现了不少“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这甚至使底层叙事成为苦难文学的代名词。底层叙事能蔚为大观，与这种人民性有直接关系。 　　不管如何理解底层艰难，有个事实无可置疑：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潮流中，没有哪种像底层叙事这样，出现了如此明显的思想矛盾，如此对立的价值冲突，如此游移不定的情感取向。如底层道德的优胜与扭曲、传统文化的虚伪与纯朴、乡村文明的丑恶与美好、城市的无情与诱惑、劳资关系的紧张与和睦，等等，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混杂型交响曲。 　　比如，陈应松的《太平狗》中程大种命丧城市与“太平”孤独返回大山故里的悲惨，隐喻着乡土世界的纯朴安宁；而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相濡以沫的一家残疾人却被乡村恶劣人文环境弄得无比凄凉。同样写乡村父老，白连春的《拯救父亲》中的父亲形象几乎是劳动人民美德的化身，但锦路的《弟弟》中农村姑娘赵小拖的父亲赵五，香火意识加上无能自私，就是其形象写照。都是描述乡村女孩进城命运，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善良纯洁的崔喜，进城后付出了惨痛代价；李肇正的《傻女香香》中的香香如鱼得水：与小报编辑刘德民的婚姻使她成为城市三房一厅的主妇后，年老力衰的刘德民不能满足其生理需求时，这位乡下姑娘便心安理得地去找过去的情人。而不少底层叙事表现出抗拒城市文明的意识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梁晓声的《沉默权》和王祥夫的《尖叫》却对乡村权力状况表现了极度忧虑。 　　矛盾甚至集中在同个作家身上。作为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家，陈应松的作品就显示了这种现象。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残疾老人伯纬，不计图报救了很多人，冒死背王皋尸体回村更是一诺千金，可谓义薄云天；《马斯岭血案》中九财和治安两个挑夫，荒山野外竟制造一起砍死七个人的重大血案。谋财害命虽然是由矛盾激发，但九财凶残的人性显而易见。《太平狗》诉说了乡村虽然贫穷但温情美好，《母亲》则描述了穷途末路的五个子女一致同意“搞死妈”的乡村悲剧。作品虽然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显然迥异于《太平狗》的乡村诉说。 　　如何看待这些矛盾，有种最省事也顺理成章的解释：社会本来就复杂，生活本来就丰富，文学本来就该多样化，作家看法存在矛盾并不奇怪。这当然有道理。即使同一种创作潮流，思想的异口同声与情感的千篇一律也令人难以容忍。如有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一个人的张灯结彩》（田耳）等“温情叙事”会稀释底层叙事的现实批判性，其实不必强求一致。底层叙事不乏“残酷叙事”，有些“温情叙事”无伤大雅。况且“温情叙事”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如铁凝的短篇小说《春风夜》的温情叙事就显示了一种现实品质。进城当保姆的俞小荷与开长途运输车的丈夫王大学各自东西，快半年没见面。终于王大学开车经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