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梅兰芳.docVIP

怀念我的父亲梅兰芳 　　2014年是我父亲梅兰芳诞辰120周年，也是他去世53周年。 　　儿子眼中异常忙碌的父亲 　　1934年3月29日，我出生在上海思南路87号。母亲共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人，我最小，名曰小九。头两个一男一女;第三、四、五个均为男孩，即葆琪、葆琛、葆珍（绍武）;第六、七、八个均是女孩，即葆珑、葆?h和一个没取名就死了的;最小的小九就是我―葆玖。我们兄弟姐妹九人（还不包括王明华生的永儿和五十），就四哥、五哥、七姐和我成人了，其他的都没有保养好，幼年夭折。我觉得这和当时整个社会不重视卫生情况有关，因为死因都是流行病。如果现代的流感发生在那个年代的话，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我的三哥葆琪，一双大眼睛跟我父亲的非常像。他很受宠爱，父亲练功都带着他，又送他到外交部小学读书。他聪明超凡，自幼就能从其身上看出接父亲班的苗头。可是到了8岁，流行白喉，空气传播，他不治夭折。如果没有白喉流行，我可能和四哥、五哥一样，做我想做的工程师了，小时候也不用如此辛苦，一边读书上学，一边拼命学戏了。我8岁时也犯过病，医生检查后也说是白喉。母亲一听“白喉”二字，当场昏倒在地。 　　我出生那天，父亲不在家中，正在武汉演出。碰巧那天戏园失火，他就把该期包银（报酬）的一半拿出来救济同行底包。至今80多年过去了，我到武汉演出时，当年底包的第二代、第三代还牵了我的手，重提往事，让我万分感慨。父亲从武汉回上海没几天，河南又发大水，他又去开封救灾义演十天。救灾刚完，又接受苏联邀请，去苏联进行那次极为重要的演出和学术研讨会。我从生下来，就是这样一个环境。父亲太忙了，演出是不断的，逢到假日，经常日夜两场，有时还得双出。因为他要养活戏班里的一大帮人。 　　为抵抗日本邀演，父亲冒险自己注射伤寒预防针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燃烧到了祖国腹地。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不做亡国奴”、“誓死抗战到底”的呼声响遍了神州大地。 　　父亲为了抵制为日本帝国主义做服务演出，蓄起了胡子不再登台。这件事在抗战期间影响很大。当时，日本侵略者对父亲进行胁迫，逼他演出，父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接连三次冒着生命危险，给自己注射伤寒预防针，使身体发起高烧，以此抵制日本侵略者的要求。 　　父亲这种以损伤自己身体为代价的爱国行动，展现了其崇高的气节和境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它、研究它，就会发觉他这种坚贞不屈的爱国思想，完全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理想人格的影响而形成的。这和他为人处世的儒家思想，和他的生死观是一致的。父亲的思想和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会流芳百世。父亲的爱国精神也在永远地激励着我们。 　　“唱戏的在小岛上能活吗？” 　　到了1949年，战事更加吃紧，国民政府准备要撤了，希望我们全家也撤到台湾去，说房子也有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1949年4月，父亲的挚友、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留美的熊佛西先生，带了夏衍先生到了位于思南路的梅家，希望父亲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父亲也同意熊佛老的说法，说：“唱戏的在小岛上能活吗？” 　　5月27日，解放军进了上海。父亲说：“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我们家附近的思南路、复兴路到建国路一带，都非常宁静。 　　5月31日，梅剧团接受陈毅市长的邀请，在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连演三天，热情招待和慰问解放军。父亲很把这件事儿当事儿。陈毅市长威信很高，第一天演出完，他就专门到后台对我父亲表示感谢。我每天随父亲去剧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下有如此秩序井然的特殊观众，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我参加过无数次慰问解放军和赴朝鲜慰问志愿军的演出，每次都会想起梅剧团那次演出的情景。 　　6月4日，父亲接受陈毅市长邀请，在八仙桥青年会参加了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海各报都登了梅兰芳开会的照片。 　　“梅老板回来了”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父亲在会上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当父亲第一次和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风趣地提及北平人对梅兰芳的欢迎，说这程度不亚于解放军进北平时的情形。毛泽东幽默地对父亲说：“您的名气比我大。” 　　父亲赴北平前，我和母亲、葆?h姐以及许姬传先生等准备同父亲一同北上。长到16岁，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所以特别兴奋。6月24日，我们从上海出发，到北平已经27日了。北平站终于到了，人山人海，“梅老板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都来看一看梅兰芳。在京的同行，如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全来了。 　　我们到北平后住在东单史家胡同的陈关锋家中，就是现在的干面胡同红十字会宾馆。这住宅以前正门在史家胡同，后门在干面胡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