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内蒙古文联.docVIP

我与内蒙古文联 　　我1980年从巴彦淖尔盟文联调到内蒙古文联工作，迄今35年；而我最早与内蒙古文联接触，第一次走入文联大门，则是1964年，迄今50年。忆往昔，20世纪60年代我先后两次走入内蒙古文联大门，都是奔《草原》来的。以后调入内蒙古文联工作，也缘于《草原》。 　　一、1964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内蒙古文联 　　那年我正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六月某日，系办公室一位老师通知我，说《草原》编辑部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听了这消息，一颗心便激动地跳起来。我知道，好运要降临在我头上了。 　　我1962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以后，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一边开始了课余文学创作。1964年5月，将一短篇小说投给了《草原》。《草原》编辑部叫我去一趟，定是和这篇稿子有关。不然，《草原》编辑部怎么会知道我这个来自遥远山乡的学生呢？ 　　我当时对呼和浩特尚不熟悉，不知《草原》编辑部位居何处，门朝哪开，便悄悄向家住呼和浩特市的同学打问清楚。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从师院乘4路公交车，到四毛（第四毛纺织厂）下车，一路打问着，步行走过新华广场，走进了广场北侧的内蒙古文化大院，又打问着找到了内蒙古文联办公楼。 　　我自上中学时即爱好文学，开始阅读文学作品，渐渐走进了文学为我开拓的一个精神世界，让我在这个世界里沉迷、陶醉。那时便立下了一个要与文学为伴的理想。《草原》是我常常阅读的文学刊物，我从上面读过不少内蒙古作家的作品，知道了不少作家的名字。在我的心目中，《草原》编辑部是个神圣的文学殿堂。现在，我就要走进这神圣的殿堂了。我感到院子里很安静，走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崇高情感在心中涌动，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脚步轻轻，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内蒙古文联办公楼楼门。 　　也巧，我走进楼门时，正有个人来楼道里接电话，对着话筒说：“我是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我心里一震，这可是我崇拜已久的作家，不由自主地停步朝他注视，看到了年轻的玛拉沁夫那张略显清瘦的面孔和那双机敏、睿智的眼睛。我第一次走进这文学的殿堂，就目睹了玛拉沁夫的风姿，让我心里又一阵激动。 　　我走过文联办公楼门厅向右拐，在走廊尽头找到了《草原》编辑部一间阳面的办公室，敲门走了进去。 　　我走对了，这正是当时的小说编辑杨平和琴子的办公室。在我的记忆中，办公室里清洁而明亮，杨平的办公桌靠门摆放，琴子的办公桌临窗，他们都正伏案看稿子。我报了姓名，两人都热情地站起身和我说话。琴子说她看了我的稿子，觉得很有生活气息，也有时代气息，主人公女孩子写得很活……杨平说，稿子已决定发表，叫你来，是叫你考虑改个篇名。我的这个短篇小说是写早年知青下乡的，原篇名叫《进村第一天》，后经与杨平老师商议，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为篇名，叫《秀娟》。 　　那时我不善言谈，人前总是一副拘谨的样子。已经记不得和他们告别的情景了。回到学校，就等待着我的那篇小说的发表。 　　那个年代，《草原》每期编定之后，都要在《内蒙古日报》上刊登目录。我们师院的阅览室里有《内蒙古日报》，自此我关注着每天的报纸，看又登了哪一期《草原》的目录，有没有我那篇小说。在1964年第九期《草原》目录中，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短篇小说《秀娟》作为“新人新作”栏目的头条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内心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我由此增强了文学创作的自信心，又写了一个更长的短篇小说《理想的路》寄给了《草原》，1965年第一期发表了，之后不久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选中，编入《青年作者短篇选》。我是来自偏乡僻壤的一棵柔弱的小草，在《草原》这片园地上也算是崭露头角了。谁料好景不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疾风暴雨无情地摧残了中国文学的园地，一时间内，我这棵小苗也无力再展枝开花了。 　　二、1967年冬天，第二次走进内蒙古文联 　　1964年冬天，我到河套临河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之后被选拔为接班人培养对象留农村锻炼，住在一个生产队里。连续在《草原》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创作热情，新鲜的河套农村生活，村子里鲜活的人物故事，也时时诱发着创作欲望。1966年初，尚属冬季农闲时节，我每天挤出时间，在农家炕头，把稿纸铺在行李卷上，写了个短篇小说，起名《女队长的故事》，麦播前寄给了《草原》。之后，我每去大队部或去公社开会，都要翻阅《内蒙古日报》，看登没登《草原》目录。直等到麦苗青青也不见消息。那年河套的麦子尺把高的时候，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通过报纸和广播喇叭，各种消息接二连三、铺天盖地传来。很快我得到了《草原》停刊的消息，这令我十分震惊。我知道我的那篇小说也毫无疑义被“停”住了。 　　那时我常常疑惑地想，这“文化大革命”要搞多长时间，《草原》停刊又要停多久呢？我身在农村，心里仍然惦记着那篇稿子。我在农家炕头上写的稿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