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联三十年.docVIP

我与文联三十年 　　我与文联30年，一路走来，伴随着太多感动和幸福。第一次知道内蒙古文联是1984年。当时我还是凉城县乌兰牧骑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演员，对演戏是个什么概念，演员与观众是个什么关系才是刚刚懂得了一点点，还很朦胧。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通知，参加第五届中国戏剧家协会代表会。很激动，但也很忐忑，因为在这之前，可能受“文革”的影响，根本就没有听过这样那样的协会。好在这个时候，“文革”的阴影基本上过去了，所以就怀着一种激动又很忐忑的心情，到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记得当时我们内蒙古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艺术界的顶尖人物，像李小春老师、欧阳老师，还有剧协的周戈主席，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艺术家，能够和他们一起参会，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会议是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且不说京西宾馆的高级程度，重要的是我见到了像新凤霞、六龄童、常香玉等等一批当时能够听见他们名字就不得了的艺术家。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与这些国家级顶尖艺术家共商戏剧大事，真乃一大幸事。所以，这次会议，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增强了追求艺术梦想的信心和坚定了从事艺术事业的决心。当时就觉得，文联就是艺术家之家，你只要来了这里，就可以抛开所有制约，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探讨艺术，是非常振奋人心，让人激动的事情。很荣幸，当年我就被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也算是和文联正式结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前行，在从事二人台艺术的道路上，我一天天成长起来，逐渐成熟。也就有了第一次争“梅”的经历。“梅花奖”对于每一个戏曲演员来讲，既是一生的奢望，也是毕生的追求。而我作为一个小剧种的地方戏演员，更是想都不敢想。1994年的时候，当时的内蒙古二人台艺术团团长赵秉义领着我到北京找到了中国文联的领导，表达了要在北京为我搞一个专场演出争“梅”的想法。我记得，文联的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答应，只要我们能够自己出一些费用在北京租一个剧场，为他们提供演出票，剩下的事情全部由他们来为我们联系、协调，包括座谈会的筹备、包括观众的组织等等。正好呢，呼和浩特酒厂找我为“呼白”做广告，而且拿出5万块钱作为报酬。有了这5万块钱，听到这样的答复，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回呼和浩特后，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到年底一切准备就绪。因为年底嘛，所以天气非常寒冷，同志们非常辛苦，坐大轿车赴京为我服务。内蒙古文联的领导也非常重视，很积极地配合我做这件事情，同时也得到了北京一些比较有成就的像纳森等艺术家的帮助和支持，最终促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祖国首都的“武利平二人台专场演出”。演出后的第二天，中国文联又组织专家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回来后，又做了汇报演出。《内蒙古日报》《呼和浩特晚报》等报纸做了详细的报道。虽然在第二年“梅花奖”的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但有了这一次的演出，有了专家的论证和中肯的建议，知道了自己的优势，也明白了自己的不足，更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当时，赵本山已经红遍中国，很多专家就担心，武利平能否守得住这份亲近，能否守得住对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的信念，能否守得住对中华戏曲美德的传承精神，只能看他自己了。其实，那次座谈会让我真正明白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光要养家糊口，更多的应该是传播一种文化，宣传一种精神，要有持之以恒的态度，要有担当，而且懂得奉献。这么多年来我是这样坚持的，也是这样努力的，当然，一定要感谢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事业的领导、朋友们，更要感谢关注我的观众。 　　这就是我第一次争“梅”的经历和收获，奠定的是艺术基础，坚定的是艺术信念，指明的是艺术方向，铭刻的是艺术精神。 　　接下来，我还想说一下第一次参加文代会。 　　我是个幸运儿，作为代表随内蒙古代表团参加了第六届全国文代会。自治区宣传部很重视这次会议，走之前对我们进行了培训，提出了要求，寄予了希望。代表团也着实没有掉链子，无论是在小组讨论上，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发挥了我们的优势，起到了应该有的作用。这次会议也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我们。其实，每一届文代会都会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第七届文代会，胡锦涛主席同样宴请了各位代表。在这里，我没有炫耀的意思，而是通过这样的现象，包括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组织的文艺座谈会，让我深刻地领悟到我们国家对文化的重视，我们国家领导人对艺术家的尊重以及对艺术家寄托的希望。希望我们能够承担起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能够为党的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能够在“为人民服务”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经历和这些感悟，其实就是文联实实在在的工作和努力的成果。 　　对文联30年的陪伴，感悟很多，在我的心目中，文联就是一所大学校。在与文联同志们的交往中，可以很亲切地感受到他们高尚的道德以及他们纯粹的艺术个性和他们的真诚。他们都会把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领域的一些经验、艺术构思、艺术呈现以及一些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