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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这么定位耿林莽 　　我为什么这么定位耿林莽？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在首都师大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从鲁迅到耿林莽”的命题。当时在场的《野草》研究与散文诗研究的著名学者就有：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首都师大的吴思敬与王光明教授等。还有不少当下最活跃的散文诗作家。 　　我的发言是这样结尾的：“现当代散文诗研究，是绕不过鲁迅的，也绕不过耿林莽。鲁迅与耿林莽，这是两个时代的散文诗的里程碑，是‘我们’散文诗群所高擎的旗帜。” 　　我不是说耿林莽就是鲁迅，更不是说耿林莽可与鲁迅等量齐观，而是认为耿林莽是鲁迅传统的最杰出的继承者，其散文诗精神与鲁迅一脉相承。耿林莽在不少的笔谈中特别推崇鲁迅精神，他自认为：由于吸取了这些人文思想的光辉，散文诗骨骼才坚硬了起来。（王幅明《耿林莽访谈录》） 　　我在耿林莽的散文诗中清晰地看到他师承鲁迅而一路走来的轨迹，而且看到了游荡于其间的鲁迅的影子与魂灵。我这样定位耿林莽的认识，服从于我的艺术直觉，服从于我认真思考且深入研究的结论。我是很审慎而理性地提出此观点的。 　　会后我一直在反思：我是在抬高耿林莽吗？我这么定位有没有浮夸的成分？会不会有人怀疑我是哗众取宠呢？我非常想听到任何关于我这个观点的非议，甚至是炮轰的批判。 　　2013年6月，著名散文诗活动家、编辑家、诗人箫风在湖州主持召开耿林莽研讨会。盛会空前，散文诗界精英悉数到场，诗学顶层学者与著名诗人也欣然来聚。会议就“耿林莽散文诗与鲁迅精神”等研讨专题展开研讨。看来，将耿林莽与鲁迅并提，也开始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会上，得以与韩嘉川深谈。他希望我多做点耿林莽研究。他说：“知耿老者志清也。”说实在的，韩兄才是耿林莽的知音，是他的嫡传，三十年来与耿林莽亦师亦友。 　　著名散文诗作家王慧骐在其散文诗研究文章说：“以至出现了一个研究耿林莽而须先读王志清的有趣现象。”慧骐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活跃，他最近推出的《王慧骐与散文诗》（三卷本）对当下散文诗的不少“现象”具有很独到的看法。 　　其实，我对耿林莽的研究是很肤浅的，只看到了耿林莽的冰山一角。尤其让我很惶恐也很愧疚的是，我就写过几篇关于耿林莽的研究文章。 　　第一篇文字约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篇文章收入我1996年出版的散文诗理论集《心智场景》里。非常骄傲的是，耿林莽散文诗的美学特质让我不幸言中。耿林莽在他的多本散文诗集自序中，屡屡提到我对他的这个评价。他说： 　　诗评家王志清先生在他的散文诗评论专著《心智场景》中辟专章评述我的散文诗时，有一个说法：“忧郁的耿林莽在深刻地读懂了生活读懂了时代也读懂了自我的时候，找到了充分表现自我的方位，找到了‘个人的音调’（屠格涅夫语），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战栗人心的忧郁美的散文诗文本。”还有：“到后来，则越是有苍茫感和穿透力，即有一种理性气势，给人以凛肌冽骨的战栗感受。”除去其中过誉的成分，就对我的散文诗美学质量的总体把握来说，我觉得是准确可信的。引述于此，或可有助于读者对这本诗集的“进入”。（《草鞋抒情?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第二篇研究文章，就是2011年底在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题为《野草传统：从鲁迅到耿林莽》（《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第三篇文章发表在2012年7月《文学报》上，题为《大树?旗帜?风向标》，只是个印象式的文字。 　　第四篇文章题为《变与不变：耿林莽散文诗三十年》，是湖州会议上的发言，先发表于《香港散文诗》，《大沽河》，经修改后发表于《武陵学刊》（2014年第1期）。我在“摘要”中写道：耿林莽散文诗创作30年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年投入期、晚年变法期、耄耋化境期。耿林莽的散文诗创作求新求变，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的是形式、技术、题材、旨趣，不变的是诗中都有一个“忧郁”的内核，是悲悯情怀、深刻思想与适度先锋形式所构筑起来的忧郁美。因其“变”，耿林莽的散文诗不重复自己而不断创新，给人以日新日鲜的无穷活力；因其“不变”，耿林莽的散文诗以其主导风格的不断延续、始终如一、经久积淀，而使其“忧郁美”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在形式更加生动，表现出特有的风格印记。 　　充其量就是四篇文章！这不要说是难以抵达耿林莽研究的深度，就是凭我与耿老的知音知己的关系，这也是太说不过去的。 　　耿林莽以强烈的文学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虑意现实，关注当下，将诗的触角伸向现实的诸多领域，以象征性曲笔而作具有历史纵深感、生活现代感和人类命运感的深刻反思，理性光芒内敛而诗意精神外溢，具有一种悯情忧郁而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最能够接续与发扬鲁迅的《野草》精神。 　　耿林莽以他三十年从不间断的不懈与忠勇，始终关注中国散文诗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及时写下自己的思考，于文体歧视的夹缝中崛立，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