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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说再见 　　张芸欣，青年作家，著有《月光漫过珍珠夏》《天亮之后，就会很美》《这世间所有纸短情长》《未见萤火虫》《云朵上的歌》等书。 　　我十八岁之前，一直生活在福建沿海的一座叫邵武的小县城里。 　　我是地质部门职工的小孩，住的是单位的家属大院。 　　在我们家属大院，一模一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我妈每天上班前就拿着饭盒去食堂蒸饭，然后走五分钟路去上班，中午下了班去食堂拿饭打菜，后来有了液化气才开始在家煮饭，晚上洗脸、泡脚、看电视剧。 　　那时候，每天一到天黑我们家楼下的路灯底下，就会聚集一帮人打“八十分”，有人打几把就回家煮饭，马上有人顶替上来，不打的人也喜欢站在旁边看。 　　对于在小县城长大的孩子来说，很少有人将来想留在这里，这里太小了，小到给不了任何有能力的人施展的机会。 　　对于这个残酷的社会现象，我一度非常恐慌。 　　因为当年，我是一个长得不好看、成绩很差也没有任何特长的小孩。 　　更糟糕的是，我们大院里和我同届的小孩成绩普遍都很好，相较之下我的愚钝更为突出。那时候我妈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要是有人家诗颖一半的成绩，我就开心死了。” 　　诗颖就是那个所有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小孩。 　　诗颖从小学开始就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优秀，长得可爱、甜美，就连性格都温柔可人。 　　我们读同一所小学，后来读同一所初中，她妈妈和我妈妈是特别好的朋友，她爸爸和我爸爸都被一起调派到上海工作。从小建立的友谊让我对她实在嫉妒不起来。 　　小时候，闲来没事我就喜欢去她家玩儿，吃完饭乐颠颠地跑过去。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喜欢装两扇门――一扇镂空的铁门和一扇实心木门，为了方便，经常开着木门，所以我时常走到她家门口，听她和她妈妈在客厅边吃饭边聊天。 　　她们会聊学校里的事情，例如老师今天又发脾气了、谁又考了第一之类的小八卦。让我吃惊的是，她还会讲哪个同学喜欢哪个同学，哪个同学和哪个同学好上了。 　　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极为隐秘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与我爸妈讨论的。 　　所以我喜欢偷听她们聊天，像是在看另一种生活状态。 　　我从小就是那种心性很奇怪的小孩，或许是因为父母离婚的关系，我的心里像是有着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黑洞，我渴望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把这个黑洞填满。 　　初中的时候诗颖在我的隔壁班，我们还经常约在一起玩儿，她特别喜欢看日本漫画，《天是红河岸》《不可思议的游戏》这些漫画全是她推荐给我的，她会把她买的漫画书偷偷塞在一个箱子里，藏在房间的隐秘位置。 　　那时候，我开始喜欢骑车到学校附近的书店去看“免费”的杂志和书，一看就停不下来。 　　好像就是在那时候，我找到了生活的乐趣――看书以及写小说。我开始尝试给杂志社投稿，只不过所有投出去的稿子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由于我成绩太差，中考后去了离家非常远的一所普通高中读书。 　　失去了相同的学习环境，就失去了共同的话题，我和诗颖的关系渐渐没有以前那样好，一是见不到面，二是就算偶尔见到，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清楚地记得高二的某天，我在公交车上与她偶遇，许久不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尴尬，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友情疏离的惆怅。 　　我从高中开始积极参与学校所有的社团和活动，从广播站到文学社，但我一个社团也没考上，不过，因为报考社团我认识了我高中时期的一个好朋友――婷婷。 　　我们相逢在学校广播站，她考上了我没考上，我站在榕树下郁郁寡欢，她买了两根雪糕，给我一根，那时候没有“和路雪”“八喜”这种高级的雪糕，只有我们县里自己生产的巧克力脆皮，便宜却亲切。 　　吃完雪糕，我拉着她去操场上跑了两圈，累得大汗淋漓。躺在塑胶跑道上，我问她：“我是不是挺差劲的？” 　　她笑着说：“偷偷告诉你吧，我初中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一中，是调剂来四中的。不过我也不遗憾，至少我很努力地又读了一年。” 　　她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接受自己不优秀的事实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特别勇敢。 　　婷婷和我一个班，她是学画画的艺术生，我们整个班里百分之八十是艺术生，我属于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 　　我乐于在那些学艺术的同学身上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学艺术的学生有他们自己的腔调、难掩的小骄傲和独特的气质，他们不爱学习，但喜欢音乐，他们写歌词、画画、跳舞，敢和老师吵架，敢和年级主任对着干，他们是大家眼中的不良少年，可是我觉得他们活得挺潇洒的。 　　我依旧上课认真听讲，但是依旧考得出奇的差。 　　上了高中的数学后，我不得不承认世上有种东西叫天赋，你不具备的话，就算读死了也没用，老师上课讲几何，我回去想了半个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立方体的虚线是那样画的。 　　我老老实实地认识到学习这条路不适合我，我没有那个智商，更没有那个天赋。 　　好在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兴趣，唯一的兴趣就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