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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之间 　　二十多年前，1994年9月5日凌晨，先父因脑溢血突发病逝于张家界的一家宾馆。父亲那时已从北京调到广州工作，是为出席湖南籍已故经济学家卓炯的学术研讨会而去那里的。上午，接到噩耗，我先是飞往广州，又和父亲单位的领导以及几位亲属一起飞往长沙。多亏湖南省有关方面鼎力相助，派车送我们赶赴湘西，料理丧事。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张家界，自从被吴冠中先生推崇，后又经摄影家陈复礼等人传扬，到了1990年代，已是名满天下了。我对她当然也心仪久矣。然而谁能想到，自己竟以这样一种方式到了那里。 　　自此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提张家界，不愿提武陵源，不愿提索溪峪。 　　那是我的伤心哀痛之地。 　　再往前数十年，1984年，我失去了母亲。十年后我又失去了父亲。令人不胜唏嘘的是，父母的离去都如此突然，连抢救时的焦虑都不容儿女们承担。母亲离去时我在南京，那是到《钟山》杂志讨论《找乐》的定稿事宜。离京前一天我还回到家里去看她，没想到第二天飞机还没在南京落地，《钟山》便已得到我母亲因心脏病突发而逝的消息。而父亲，竟是在异乡终老。这种方式恰如父母的一贯作风，他们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子女。 　　父母的一生并没有多少传奇性。父亲唯一令我吃惊的事迹，至今我还将信将疑：1949年，我妈怀上我不久，他就离开家乡北海，远赴广州求学。据说那一次远行很有些惊心动魄――几天以后他只剩一条短裤，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他说船至雷州半岛附近遇到了台风，船被打翻，他抓住一块船板，凭借过人的水性而逃生。“你知道台风来时那海浪有多高？足有四五层楼高呀！”这故事是他教我游泳时说的。我当时就质疑他讲这故事，只是为了给我励志。那时我还不到八岁，可见就已经不是“省油的灯”。当然，那一年，我爸最终还是从北海来到了广州。不久，广州就成为叶剑英治下“明朗的天”，他顺风顺水被吸纳进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洪流，进入了南方大学。而后，他又被送到北京，在人民大学读研，最后留在那里任教。我爸离开北海不久，北海也解放了，我妈也和全中国的热血青年一样，被时代潮流裹挟进来，先是在北海三小做副教导主任，随后也获得到桂林读书的机会。她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1957年，父母应该是在北京团圆了。夏天，父亲回家乡接祖母和儿女上北京，我才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时我已经跟着祖母长到八岁。“留守儿童”忽然发现，时时被祖母挂在嘴边的“爸爸”回来了！其实此前我已无数次看过父亲的照片，并向同龄人炫耀。在那照片里，爸爸穿着黑呢子大衣，头戴皮帽，站在雪地上，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就是为了找这个人，我曾经求赶牛车的搭我，沿着泥泞的小路，吱扭吱扭地走了一下午。天傍晚时，扛不住好奇的赶车佬问我：细崽，你坐到哪里才下？我说，离北京还有多远？我到北京找我爸呀……那赶车佬吓了一跳。他说他也不知道北京有多远，但坐这样的牛车肯定是到不了啦，“细崽，天黑啦，野鬼要出来捉人啦，赶快回家啦！”……那时我才明白，坐牛车是找不到爸爸的。 　　而忽然有那么一天，一个人，一手拿着一只装满了花花绿绿糖球的玻璃小汽车，张开胳膊把姐姐和我搂到了怀里。这就是爸爸呀！络绎不绝的亲友提着活鸡活鸭和海味，来看望“从北京回来的阿宝”;过去曾牵着父母的手耀武扬威的玩伴儿们，趴在院子的栅栏墙外观看……从此我寸步不离地尾随在我爸的身后，直到一顿痛打把我扔到了可怜巴巴的地方。 　　离开少年北海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以花甲之身回到故乡的时候，在我的姨表弟阿鸣家，看到了当年我爸爸用他带回的相机为他们拍摄的“全家福”――四姨和四姨父站在中间，左右站着他们家的五个孩子。四姨和四姨夫已然过世，表姐妹和表弟同我一样，当年不过垂髫总角，今亦老矣。谈笑间大家说这是我和他们仅存的童年照――因为就在作为背景的公园凉亭里，我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画面，远远地骑在栏杆上，肢体语言里散发着不平。这就是当年我时时刻刻要独霸父亲的“眼球”，不准任何人染指的铁证。然而也正是这独霸的心思，招来了平生挨的第一顿，也是唯一的那顿痛揍。 　　回想那次，我实在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起因是我爸那天中午和我的四姨父一起到我家附近的酒楼吃饭。这是何其简单而自然的事情！可一直“监视”着爸爸去向的我，为我爸不带我去而气恼。我居然跟踪他们到酒楼门口，“坐实”了父亲的“罪证”，随即回家向祖母告状，要祖母“御驾亲征”。祖母固然不会糊涂至此，却也顺着孙儿指天咒地，甚至言之凿凿地许诺，待这儿子回来定痛打无疑……谁知这都无法平息我的骄蛮。父亲和四姨父吃完了饭，回到家，看到了正在院子里撒泼打滚的我。 　　估计自从回到故乡，我爸已经忍了我几天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践行“棍棒”与“孝子”的古训。他先让四姨父离开，又把蹲在身边哄我劝我的祖母拽回屋里，反锁了屋门。听到祖母在屋里又哭又喊，我还不知道大祸临头。直到我爸